最近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中美经济学年会上讲了五个故事，受到广泛关注。我也在自己的公共微信号里转载了。黄奇帆讲的五个故事，给我们理解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供一个很好的案例。

　　很多经济学家不认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正面促进作用，这当然不会得到政府官员们的认同。实际上，这也不会得到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的认同。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越来越关注到：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制度性的。也就是说，市场得以运行的制度条件不具备，市场调节的作用就会削弱。而政府在市场赖以运行的制度建设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一个开明的积极有为的政府。黄奇帆所讲的故事正好为这个理论做了注解。

　　首先，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推动公共物品建设，来促进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重庆是内陆地区，不像沿海地区那样是吸引海外投资的便利之地。重庆通过和渝新欧铁路沿线的几个国家整合海关关检手续，统一铁路运价，并以集合运量统一谈判的方式，压低了铁路运价，为企业创造了一个运输成本的洼地，使得重庆也有了陆路运输的区位优势。而这些努力都是必须要由政府出面来办才容易办成的。

　　其次，经济增长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市场往往最不发达，最不能够支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投资行为。经济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时，如果企业只靠自己向金融市场融资，一定会有融资难的问题，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金融中介不能了解产业的发展和风险，所以必要有各式各样的抵押物，而且贷款是紧约束的。而经济发展的初期，企业依靠自身积累还没有足够的抵押物，因此也就不能及时得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足够的资金。这时候，如果政府能够为企业背书，借信用于企业，就可以解决产业发展的起飞问题。

　　当然，这样做不是没有风险的。在这里，政府实际上扮演了一个风投的角色。那么谁会为这样的风险买单呢？当然也是政府。以黄奇帆讲的故事为例，在重庆，210亿元的公有企业投资加120亿的银行贷款，也就是1.5倍的杠杆，撬起了330亿元的液晶板生产线。但是这样的故事仅仅是讲了成功的一面，如果失败了呢？政府是不是应该扮演这样的风投的角色，为经济起飞推波助澜？我们需要严谨的研究才能回答。

　　最后，无论是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公共物品建设，还是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制度建设，都是为了产业选择。这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府角色的主要体现。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究竟对经济增长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在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一个定论，赞赏和批评兼有，我没有能力简单判定。但是一个政府的实际决策者不能在这里做出模棱两可的选择，他要么主动参与，要么简单旁观，这就是实际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之间的区别。从黄奇帆的第一个故事中，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他是前者，一个主动为地方选择具体发展方向的地方主管。但是，他的故事仅仅是描述了一个成功的结果。成功的原因他并没有说清楚。

　　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是一个结果。各个地方其实都希望这样去做。但是为什么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厂商愿意到这个地方来集群生产呢？我相信，企业在选择生产地点的时候仍然需要考虑各种资源要素的价格，和地方政府所营造的制度环境。对于地方政府的产业选择来讲，这是一个非均衡的权衡。他需要把有限的资源倾向于某一个行业，从而把自己最优势的那个部分发挥出来，才能实现细分市场的成功。如果我们认识到：自然禀赋的优势并不完全是天生的，也有一部分是后天的制度能够改变的，那么地方政府在制度内生性建设的过程中，当然有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这就是产业政策之所以会有效果的深层原因。因此，如果要我为黄奇帆写报告的话，我会把他的第二个故事作为最主要的功绩放在最前面，会把第五个故事作为其次的功绩放在第二位，而把第一个所谓的故事作为前两个主要工作的成果加以展现。因为正是前两方面的努力，使得产业集群得以实现。

　　黄奇帆所讲的几个加起来，就是过去三十年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浓缩版。顶多算他是个其中的佼佼者。但是脱不了唯ＧＤＰ论。在中国经济增长到目前阶段，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如何吸引资本的问题，从而带动经济起飞。但是现在大家都看到了，唯ＧＤＰ论的两个缺点是收入两极分化和环境污染。这将会是未来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我们需要探索，甚至于摸索。没有简单的可供复制的成功经验。

　　黄奇帆所讲的第四与第五两个故事。对我们现在的经济阶段而言，也颇有启发意义。

　　首先，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重庆允许农民保留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加入城市户籍。这样一来，入籍城市成为一个对农民而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情，加速了城乡的融合。使得重庆这个内陆城市在与沿海城市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中有了一个优势筹码。现在大家都似乎觉得农村劳动力是一个负担，特别是沿海城市，只希望利用内陆的劳动力，不希望他们在沿海城市中定居。这或许是有沿海城市的自身利益考虑，比如一般而言沿海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医疗教育资源）比较多比较好，不希望内地人来分享，这情有可原。其实这样的思想和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移民进入本国是一个道理。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劳动力是一个基本要素。特别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过去，人口增长的拐点将至。内陆城市发展需要吸引本地劳动力就近就业，那么就需要在与沿海劳动力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重庆在城乡融合上的尝试可谓大胆。保留农民的土地权利并允许他们加入城市户籍，促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人，实际上延长了劳动力的工作时间。

　　其次，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农民进城就需要把农村的土地资源重新配置，以便提高效率。农民的土地其一是农地，可以流转，这样实际上是给了农民进城一个低保；其二是农村的非农地，比如宅基地，这一块本来在既有制度下是不能流转的，现在重庆实行了地票制度，也把它流转起来了。这些都是在既有的大的制度不能动的前提下，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原理在现实中的创造性运用。

　　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好处是降低了贫富分化的趋势。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资本积累伴随着的往往是收入差距的拉大。收入差距的缩小要等到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显著增加之后，而同时实物资本增加到一定阶段边际产出下降，才会慢慢实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动荡，就有可能斩断了这个自然进程。所以，从东亚各国经验看，保持一个收入的适当差距，似乎是能否越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也因此，重庆的经验显得尤为重要。

　　链接

　　黄奇帆讲了五个故事

　　6月13日，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深化综合改革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15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渝开幕。会上，重庆市长黄奇帆通过讲述重庆市政府改革开放创新的五个案例，表达了他对于政府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些思考。

　　第一个故事，讲最近几年，重庆改变了20多年来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在内陆地区创新发展了大规模的加工贸易。第二个故事，讲重庆以渝新欧铁路为代表，形成“三个三合一”的开放特征。第三个故事，讲重庆怎样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抓手，实现城乡统筹。第四个故事，讲重庆的地票制度。第五个故事，讲重庆怎样通过投融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