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此项调查。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6467元，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9430元，是城镇居民的35.6%。到了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6%，达到43834元，而农村增长得更快，超过80%，达到了17131元，因此，农村人均收入占城镇的比例增加了3.5个百分点，达到39.1%，显示出了城乡差距逐步缩小的良好趋势。

在2013年前的数据中，因为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不能直接比较，但大致上，我们可以在类似的数据中看到不一样的趋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十年间，中国经济整体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占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却是在逐步下降的。因此可以说，以此为代表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是越来越体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在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政策设计者就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执政者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在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之后，注意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需求，把政策重心做了重要的调整。

当然，这个共同富裕的目标还需要很多具体政策配套措施加以细化，否则就容易南辕北辙。因为中国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获得了GDP总量全球第二的经济地位，但是从人均来讲，仅仅突破了一万美元的大关，还没有能够成为高收入国家。和OECD国家的人均水平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德国日本都有四万多美元的人均水平，而美国更加高，超过了六万美元。所以，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需求还相当迫切。中国的共同富裕政策应该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的共同富裕，否则很容易就成为“共同贫穷”，重复改革开放前的沉痛历史。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收入分配逐步缩小呢？

从一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地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越来越高，而越来越重要。相较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实物资本的重要性在下降。因此，只要持续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给与国民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可及的教育供给，那么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并不是不能兼得的鱼和熊掌。从这个角度讲，虽然最近一个阶段，中国政府推出了很多整治互联网企业的措施，但是它并非想抑制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相反，通过反垄断，会创造出一个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给更多的初创企业以机会。这对整体的高科技行业发展是有利的。

从二次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政府更加注重民生，主要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再强调盈利性，而是从保障基本社会需求的角度加大投入。比如，医疗体制改革，不再把公立医院简单地自负盈亏，推给社会，乃至于私有化；而是加大医保覆盖，推动药品集中采购，理顺医疗服务的价格体系。而教育改革则更加注重公平性，不把基础教育产业化，杜绝资本市场介入基础教育。这些改革措施和改革开放早期的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当时的措施都是为了减少财政负担，而现在的措施因为从社会福利角度出发，实际上都增加了财政负担。财政重心的转移，财政负担的加大，都在宏观上推动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减小。

这次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到了三次分配，算是比较新鲜的政策导向。它涵盖的社会捐助和慈善行为，在成熟的经济体中都有一个稳固的制度配套，在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过程中起了一个补充和多元化的作用。它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自我管理的原则。各种名目繁多的公益基金和NGO组织，不光是拉低了收入两极分化，更多的是提供了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不是准备好了接受这样一种社会管理制度，还是仅仅出于单纯的均贫富的目的。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