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邓力群几乎见证并参与了所有大事件。在文革之后，他更是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粉碎“四人帮”之后，面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走向问题，他与邓小平有过不小的争论。1987年，因为邓力群一贯“左”的思潮，结果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所着回忆录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邓力群是一个中国传统官场混子，讲求的是讲义气，讲义气的结果就是必须投桃报李，而不是讲政治规则。

邓力群是谁？在新疆为保护王震丢乌纱

邓力群1915年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他的出身被划定为富农，但是他家300年历史的祖宅有20多间房。邓力群的父亲中过科举，但从未做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家乡创办了第一所西式学堂。邓力群的哥哥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和国民党中央委员。

邓力群到北平进入美国传教士办的学校读书，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读经济学，但他还没读完第一年，就发生了“一二九”反日示威，不久后他便离校去了延安。

在延安，邓力群于1936年入党，后进入马列学院并从事秘密调查工作。当邓力群秘密调查在延安整风中挨批的李锐时，找到李锐的妻子谈话，表面上是在继续调查，其实是在向她示爱，两人最终短暂同居。邓力群后来为此作过检讨。

内战时期邓力群被派往东北，他在那里与陈云会合，担任过辽东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等不同职务。

1949年夏天，他被派到新疆任宣传部长和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他与被派去平定新疆的王震密切合作。当时要争取少数民族合作的毛在得知王震将军过早地开展民族改革后大为恼火。邓力群告诉毛说，不是王震，而是他邓力群作出了决定。

邓力群大胆保护王震，自担罪名，为此丢了乌纱，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重返官场。但是他赢得了像他一样讲义气的王震的坚定支持。邓力群读过《水浒传》和几乎所有古代侠义小说，养成了一种重义气的信念且毕生信守不渝。

02
邓力群拒绝批判刘少奇被下放五七干校

新疆平定之后，邓力群回到了北京，先是在刘少奇手下的中央办公厅工作，然后受杨尚昆的领导。他帮助起草党的文件，后来又去了党刊《红旗》杂志。刘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时，刘的两个高级秘书立刻与他反目，但第三个秘书邓力群再次义气当先，拒绝批刘。他为此受到批评，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并参加劳动。

下放结束后，他为了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而自愿留在五七干校，在那里又呆了一年才回到北京。

03
邓力群官场如鱼得水 陈云王震为他撑腰

返京之后，邓力群于1975年应胡乔木之邀，成为邓小平的政治研究室的第七位、也是最后一位要员。这一年年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邓最亲密的助手都被要求加入批邓行列，他们全都从命，唯有邓力群除外。

邓力群为坚持这一立场不惜坐牢，但他只是丢了工作。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后不久，邓力群便成了为他写讲话稿的圈里人之一。

邓力群在1980年以后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负责人，1982年至1985年任中宣部部长。

他并非中共的最高一级官员，但他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过他的职位，这不仅因为他主管着来自从中央书记处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的、一天两期的情况简报，也不仅因为他帮助起草过邓的很多讲话，将毛泽东的女儿、陈云的妻子和陈云的一个秘书都罗织到自己麾下；邓力群的影响力，还因为他无惧于表明自己的观点，精通理论，并且他时常为之代言的陈云和王震都给他撑腰。

只要他认准的事，他会坚持到底，不惜为此丢官、获刑或劳教。他井井有条，长于战略安排，爱护和关心部下，所以他们对他心存感激，是他的忠实追随者。

邓小平觉得，邓力群在遏制知识分子对党的批评上是个可用之材。由于邓力群头脑聪明，无所畏惧，说话直率，会写讲话稿，又不是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所以邓与他的交往要比负责一线工作的干部更轻松。与比他职位高的官员相比，邓小平更经常征求他的意见。

邓力群大力提倡维护党纪的重要性，在攻击对党有批判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时从不手软。

04
邓小平南巡讲话 邓力群重新祭起阶级斗争“法宝”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他这是第五次来上海过春节了。这一次，他心事重重，有重要的话要说。目睹上海老旧破败的面貌，邓小平心里不是滋味。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他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

邓小平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谈话在上海干部圈内引起了震动。他的谈话精神，通过一个奇特的名字传遍了全国。

2月15日，大年初一，羊年头一天。《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老作者沈峻坡执笔的一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时仍旧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话：“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皇甫平系列评论触碰了老左派舆论的要害，立即遭到围攻。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么?

05
邓力群以“左王”姿态反对改革开放

邓力群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重大的理论修正，显示了老左派领军人物的分量。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着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邓力群是“左王”。

左王上阵，鼓舞了左倾阵营的士气。《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

8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这般连珠炮般的指责，实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

入秋，形势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先是邓小平对媒介上出现的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等提法提出批评，说不要再这样提了。9月1日晚，江泽民在看了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之后，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

但是，老左派哪肯服输?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再度出面高调反对邓小平。

06
邓小平暮年出手:“左”可葬送社会主义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文章的口吻，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腔调。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正如胡绳所说，到了这个时刻，改革开放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邓小平不能不出手了。

进入1992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凝聚全身力气，最后推了中国一把。邓小平以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要害。他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在老人家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