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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陪你换个角度慢慢看世界】

请教袁部长五个问题，请尽快回复！

今天早上起来，就读到袁部长的重要讲话，“三条底线，四个绝不”掷地有声。加上前一阶段辽宁和宁波同志南北呼应对全体大学教师的要求，我觉得需要在寒假期间认真学习，加强领会，千万不要一开学就捅了篓子，到时候不光是砸了自己的饭碗，还连累了我们学院和学校的领导。但是毛主席它老人家说的好，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我一旦想认真学习起来，就有了好多问题。不知道向谁去问，只能在这里公开求援，时不待我，盼袁部长尽早回复。

第一：法律和道德是平行的两条线吗？根据过去我受的教育，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守住了道德标准，最起码是不能干违法的事情。就好比二楼永远是需要一楼在下面垫底，不能要求人上了二楼的同时不能上一楼。所以，既然要求我们大家伙守住道德底线，是不是就不必再讲法律底线了？因为这是重复要求。

第二：道德底线在哪里？法律的底线我是知道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摆在那里，各种法律条文也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图书馆里都找得到。最重要的，一旦这个底线出现了模糊和理解问题，我知道由谁来解释：那就是全国人大。我也知道一旦触碰了这个底线，谁会上门来纠错：警察叔叔和法官大人。

但是道德在哪里？由谁颁布道德标准？由谁来解释？由谁来惩罚触碰道德底线的人？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由红卫兵和造反派来执行道德解释权和惩罚权，现在呢？

第三：我是德国波恩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我念书的波恩大学南向五十公里是卡尔马克思的故乡，北向五十公里是恩格斯的故乡。那里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现阶段在中国传播的很多思想都来自于西方，包括被毛主席本土化了的共产主义。所以，用“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这样的口气说话，是不是要我们从此开始只能教授四书五经了？您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东方价值观念远远落后于西方价值观念，我非常担心我会不会就此失业。

第四：各种违反宪法法律和诽谤党的领导的言论，当然不能在课堂上讲，但是能不能再课下讲？我觉得不可以讲！诽谤领导的话不能讲，诽谤群众的话能不能讲？我觉得也不可以讲！既然无论课上课下，无论领导群众，违法诽谤的事情都不可以说，都不可以做，为啥袁部长只强调了课上不可以讲诽谤领导的底线呢？这样的讲话出自教育部长之口，非常容易给大学老师一种错觉，就是领导诽谤不得群众尽可诽谤，上课违法不得下课任由违法。那样的话，岂非天下大乱？

而且，“绝不”的讲法之后，应该有一个“一旦。。。就会。。。”的惩罚机制。违法乱纪由纪委和法院管着呢，教育部是准备把对教师的惩罚权从纪委和法院接手过来呢？还是准备设立教育警察来监管教师的言论，为纪委和法院行使惩罚权提供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机制，我觉得这样的绝不很可能被人嗤之以鼻，形同虚设。

第五：绝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我同样非常赞成。但是问题是什么是牢骚的定义？如何判定一个言论是批评还是建议还是牢骚还是泄愤？又是由谁来判定这个言论？大家都知道，文革时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是由一小撮后来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认定的，结果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还未能在群众中肃清文革余孽。现在您又提出不能发牢骚，这个牢骚的界定恐怕比当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还难，您说您打算什么时候公布这个细则，好让我们遵守执行？下学期我们学校3月2号就开学。请您抓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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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公开信，批评一些高校教师把大学讲台当做情绪宣泄的舞台，把中国当成负面典型的案例库。 

2015年1月24日，求是网刊发宁波市委宣传部徐岚的评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文章指出，有些人把抹黑中国当成时尚，无论真相如何，他们永远站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与高校教育不可说毫无关联。

两篇文章一出，即引起网友广泛热议。

2015年1月29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表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

袁贵仁指出，《意见》的贯彻落实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

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

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

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