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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陪你换个角度慢慢看世界。

原载《证券时报》2014.08.22 专栏版

我国领导人早就提出用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但中国的大学一直无法跻身世界一流。这个矛盾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而越来越激化，因为经济增长源泉在慢慢地从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到自我创新驱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从容改进大学教育科研体制？

2013年，我们的GDP人均水平是大约6000美元，而发达国家的门槛值是大约两万美元。按照中国7%人家2%的年增长率测算，我们的赶超过程顶多还需要二三十年。依靠资本积累加上接受别人的技术转移带动经济增长，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二三十年是一个足够的时间长度；但建立起一个先进的科研管理体制，有一批能够引领世界先进技术的高水平大学，二三十年实在有限，并不能让人觉得游刃有余。如果当我们的经济趋近于发达国家水平，而大学还停留在原先水平，那么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诟病中国大学，矛头所指，几乎都是大学内部存在的行政官僚体制问题，并认为这样的体制阻碍着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平的提高。这固然没错，但是如何改革呢？几乎所有的批评者，又都翘首期待着顶层设计！并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够集中全国的力量“打造”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其实顶层能够设计的并非是一个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而是一个“教育市场”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得这个游戏规则内的“市场主体”（大学）优胜劣汰，自我改善其管理制度。这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经验，同样也可以被复制到教育领域。很多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否定高等教育领域的市场机制，关闭民资外资进入教育领域的大门。但是即便继续政府闭关锁教育，也不见得中国的老百姓就会乖乖地呆在国内接受你的官办教育。

现在，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已达50万，相当于高考人数的5-6%，而且每年还增长20%以上，他们都是市场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或是最聪明的学生，或是最有钱的家长）。加上未来总升学人数会逐步下降，估计不出十年，我们的教育市场就会被外国大学占领三分之一。这绝非危言耸听。学生出国留学相当于我们进口国外大学，这说明：即便政府没有对外资民资全面开放教育领域，但市场仍然能够顽强纠正管制的结果，尽管代价高昂。面对全球化的教育领域，我们政府还能够继续闭关锁国吗？

    当然，即便开放了教育领域的投资来源，仍有公立大学存在的必要，因为教育的公平性使然，比如德国的优秀大学基本都是公立的。那么如何才能在中国把公共财政资源有效率地配置到高等教育领域呢？简而言之，我们是继续维护一校（或几校）独大的垄断局面呢？还是花力量培养更多的能够和北大清华形成有效竞争的多所大学呢？在这一点上，德国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可以说，德国的国立大学之所以还能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和它比较平均的大学教学科研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彼此竞争是分不开的。

过去我们的思路是：为了赶英超美，可以把全部的资源配给某一个大学，让其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这其实和计划经济一脉相承，并不新鲜。经济领域的实践一再证明，垄断的行业往往创新是最少的。竞争才能够推动市场主体不断地创新。被行业禁入保护了的那些国有企业，比如中国铁路，两大油企和三大电信巨头，无一不是中国最没有效率的企业。教育也是一样，一流大学如果可以被政府打造出来，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国家应该是前苏联。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告诉我们：不是说面对竞争，原来短脖子的鹿，会拼命拉伸脖子，最后短颈鹿变成了长颈鹿；而是原来就有不同长短脖子的鹿，彼此竞争，使得长脖子的鹿生存下来，短脖子的鹿被淘汰掉了。政府不可能让一个个原来没有创新力的公立大学通过管理机制的革新摇身一变而成为最具创新力的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政府能够通过容许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介入教育领域，各施所长，从而淘汰掉那些没有能力的公立大学。所以，一流大学不是政府“打造”出来的，而是“筛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