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经济增长不是靠货币政策，也不能靠财政政策，因为这些都是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长期的经济增长源泉，来自于技术创新。所以，一个经济能不能在一个较长时期，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内，持续地按照一个稳定的速度增长，要看它的创新力。现在我们对比德国和浙江，看看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相较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其高等教育的差距有多大？又应该如何改进，才能激发潜在的创新力，以便能够用创新来引领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

1）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从容改进我们的大学教育体制？

这个问题其实和两者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的。2013年，浙江的人均GDP是一万美元，而德国是四万美元。这是两地历史上最小的差距，浙江从原来更加低的起点出发，才刚刚达到这个水平。这种赶超并不需要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必要条件，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积累。但如果浙江还能够持续这样增长，那么过不了20年，就会在GDP水平上和德国非常接近。到那个时候，由于接近了现有技术水平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资本积累已经不太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就需要看浙江的创新力能不能和德国一样了。从这个角度看，留给浙江去改善现有大学水平的时间也没有很多，大约就是20年，顶多不过30年。依靠资本积累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二三十年是一个足够的时间长度；但建立起一个先进的大学教育体制，培养出一批能够自我完善的高水平大学，二三十年实在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并不能让人觉得那么游刃有余。更何况，两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和研究能力的差距又是那么的大！

2）浙江和德国在大学教育水平上的差距有多大，体现在哪里？

首先，体现在总量上。德国人口是8000万多一点，拥有将近100所综合性大学，200多所应用科技大学，合计300多所我们意义上的高等院校，在校学生250万。对比浙江呢？浙江人口是4000来万，约是德国的一半。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推算，想达到德国水平的话，浙江应该拥有150所高等院校，其中50所大学。但是现在，浙江的高等院校只有80所，其中本科院校30所。仅仅是德国水平的一半，这是供给量上的差异。另外一方面，浙江是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其民营经济最具活力，教育水平也比较好，浙江考生的高考成绩历来是全国的佼佼者，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又是远远高于中国的平均水平的。所以浙江的教育市场，其供求矛盾在全国来讲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其次，体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结构上。德国的教育资源分配比较平均。德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政府办的公立大学，连教师都是公务员编制。所以，德国人的信条是:既然都是纳税人的钱，就应该提供差不多的教育水平。即便是现在德国也推出了一个“精英大学计划”，但仍有差不多10来所水平相当的同一层次的大学入围。对比德国，这在浙江是难以置信的。浙江高等教育在分配结构上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出现了一个区域性垄断力量：浙江大学，导致政府在高等教育事业上的投入严重不均。从国内的排名就可以看出，浙江大学是全国排名前五位的综合性大学，但是浙江省内的排名第二的浙江工业大学，就是一所全国排名一百开外的三四流大学。在浙江省内，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距就已经如此明显，更加不要说其他那30所大学了。如果比照德国，同样按照人口比例除以2，浙江应该有五六所和浙江大学水平相近的大学才对。所以从结构上看差距，那么浙江落后德国的就不是那么一点点了。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不得不怀疑：九十年代由苏步青这些名教授倡导进而实施的“四校合一”计划，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在诟病中国大学的教育科研管理体制。钱学森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者？”被很多人反复提及。矛头所指，几乎都是大学内部存在的行政官僚体制问题，并认为这样的体制阻碍着中国大学的研究教育水平的提高。这固然没错，但是如何改革呢？几乎所有的批评者，都翘首期待着顶层设计！其实不可能让顶层人士设计具体的一个大学的管理机制，所谓的顶层设计，不过是基层管理人员推卸责任的一个托词。但是顶层人士确实可以构建一个新的“教育市场结构”，从而使得这个结构内的“市场主体”（大学）优胜劣汰，自我改善其管理制度。这就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经验，同样也可以被复制到教育领域。

3）如何才能促进现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我完善，构建起一个能够引领创新社会的大学群体？

首先，我们应该像当初的经济改革一样，推动教育领域引入多元化的投资人。因为即便继续闭关锁国，不开放教育领域，也不见得中国的老百姓就会乖乖地呆在国内接受你的教育。

中国现在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已经到达了50万，近年来的年增长率达到20%，如果继续增长十年，就可能会达到200万左右的规模。50万人相当于现在当年高考人数的5%，而正如上面分析的，浙江的教育市场供求矛盾最突出，所以客观上，浙江也是全国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一个省份，这并不令人惊讶。假设浙江出国人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那么就有10%的浙江家庭选择了国外的教育。如果这个趋势持续十年，那么就是差不多40%的教育市场会被外国大学占领。这是客观事实，并不是政府能够逆转的趋势。

学生出国留学相当于我们进口了国外的教育机构，这是在中国政府尚没有对外资全面开放教育领域的情况下，市场力量顽强纠正的结果。这和改革初期我们在经济领域不引入外资直接投资企业，那么就只能进口外国制成品是一个道理。那么50万人相当于我们进口了几所外国大学呢？浙江大学的本科生年招生量是5000人，换句话说50万人也就是差不多100所浙江大学的招生数量。落到浙江省平均就是3.3所，但浙江省是全国出国留学最多的省份，和上面一样假设翻倍，那么浙江省范围就相当于出现了7所国外大学在和省内的80所高等院校竞争。而实事求是地说，浙江大学在全世界的排名目前还进不了前200名，而留学海外的浙江学生基本上都是去欧美发达国家，所选大学一般也不会是不入流的野鸡大学。如果我们假设现在的留学生80%都是进入那些世界前500乃至前1000名的大学就读，其教育研究水平大致相当于浙江大学的话，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即便不对外资和民间资本放开国内的教育领域，仍然会有差不多5-6所优于等于浙江大学水平的外国大学进入了浙江的教育市场，吸引了最有经济实力或者最优秀的那10%的生源。而继续十年，将会有近半壁江山沦陷，那时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面对全球化的教育领域，我们政府还有必要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吗？还能够继续奉行闭关锁国吗？？

很多拥护公立学校机制的人可能会把德国拿出来做样板，说：你瞧，德国的大学都是国立的，但不照样出了五六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吗？其实不然。德国的大学虽然是国家投资，但是政府并不过问具体的大学管理，这就是近代大学的教授治校的体制和大学独立的理念。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做不到就学不了德国。同时，现在的全球化形势早就逼迫德国大学直面英美大学的竞争，它也在不断地自我调整。所以，并不是德国所有的机制都是值得照搬照抄的。

其次，即便开放了教育领域的投资来源，仍然有公立大学存在的必要，因为教育的公平性要求政府不能放弃公立大学。比如在德国，它们的优秀大学基本都是公立的。那么如何才能在浙江，把公共财政资源有效率的配置到高等教育领域呢？简而言之，我们面对一个选择，是继续维护一校独大的垄断局面呢？还是花力量培养更多的能够和浙江大学形成有效竞争的多所大学呢？在这一点上，德国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可以说，德国的国立大学之所以还能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和它比较平均的大学教学科研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彼此竞争是分不开的。

过去我们的思路是：为了赶英超美，可以把全部的资源配给某一个大学，让其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思路其实和计划经济一脉相承，并不新鲜。经济领域的实践一再证明，垄断的行业往往创新是最少的。竞争才能够推动市场主体不断地创新。被行业禁入保护了的那些国有企业，比如中国铁路，三大电信巨头，两大石油企业，和若干汽车国企，无一不是中国最没有效率的企业。教育也是一样，一流大学如果可以被政府打造出来，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国家应该是前苏联。中国的计划经济不就是学它的吗？

所以回过头来看九十年代的浙江大学“四校合一”，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它在浙江省区域范围内的垄断地位。如果当初不“四校合一”，而是鼓励原来的四个学校都朝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那么在浙江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彼此竞争的良性格局。那些认为整合各个学校的资源在一起，才能够形成最优的生产力的观点，其实和在经济领域的某个垄断企业游说政府保护它的观点是一样的。

还有很多人认为浙江大学的“四校合一”有历史的缘由，因为1952年高校改革以前，这四校就是原来的浙江大学。但是这样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就好比说：现在姓张的人在历史上都是一个家的，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的，所以现在有必要把全国范围内的姓张的人都重新集中到一个家里去生活一样，滑稽可笑。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告诉我们：不是说面对竞争，原来短脖子的鹿，会拼命拉伸脖子，最后原来的短颈鹿变成了长颈鹿；而是原来就有不同长短脖子的鹿，彼此竞争，使得长脖子的鹿生存下来，短脖子的鹿被淘汰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长颈鹿。市场经济的竞争也是如此。政府不可能让一个个原来没有创新力的老旧大学通过管理机制的革新而变成为最具创新力的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政府能够通过设立若干所大学彼此竞争，再通过容许民间资本加入教育领域，各施所长，从而淘汰掉那些没有能力的大学，从而最终“筛选”出世界一流大学。

所以，一流大学和一流企业一样，不是政府“打造”出来的，而是“筛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