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

邻避效应（Not-In-My-Back-Yard）指居民对有负面影响的公共物品，都不想与之为邻的心态。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都存在着可能的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甚至于采取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政府失信本来是指在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政府有“自由量裁”（discretion）的权力，通过“出尔反尔”可以刺激经济的短期增长。但是这样的经济刺激政策，很容易导致居民对政府失去信任，从而使得这样的经济刺激效果越来越差，最后消失。可以说，政府“自由量裁”的权力导致的短期效果是以长期的政府失信为代价的。

5月12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再次触及到最近在各地频发的环保问题导致的恶性群体事件。白岩松很客气地提醒地方政府：决策不仅需要智商，还需要情商。智商是指面对环境恶化，能够有远见地意识到问题（比如杭州新建垃圾焚烧厂就是预见到了未来五年杭州再无可供填埋之地），能够合理地选择相应的解决手段（比如杭州选择垃圾焚烧而不是继续填埋，就是一个较好的做法）。那么情商就是运用可接受的方式劝说居民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案。在杭州余杭九峰事件中，我们事后诸葛亮地说：当地政府并没有足够的情商做好最后一环。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避邻效应”呢？还是“政府失信”呢？如果我们除了事后诸葛亮般地指责当地政府外，还有什么事前诸葛亮的高情商建议呢？

首先，避邻效应是以一个有着负面效应的公共物品为前提条件的。现在的政府在推行这样一个公共物品的时候，总是不断的强调它的正面效应，有意识地回避它的负面效应。这样的目的是希望淡化负面效应给当地居民的刺激，这是不是一个“瞒天过海”的策略呢？但实际上，任何的瞒天过海都只能是一时之计。居民是长时间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怎么可能永远的被蒙蔽呢？所以，一时之计即便有效，也一定是以长远的政府失信为代价的。今天我们看到余杭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应，是不是以前的地方政府几次试图依赖瞒天过海来推行别的新政，从而丧失了信誉所致呢？比如就在一个月前，杭州政府就瞒天过海地推行了小轿车限购新政。限购小轿车，我举双手赞成；但是杭州市政府3月22-23号的那个周末还在辟谣说不会限购，25号深夜就开新闻发布会说从26号开始限购，这样的“自由量裁”固然在短期内避免了大家抢购小轿车，但是政府的公信力却被消费了一次。现在杭州市政府又说，九峰垃圾焚烧厂不会立即开建，那么它又会不会被杭州老百姓再次相信呢？

所以，既然政府承认这个事件的原因之一是居民的避邻效应，那么就应该把导致避邻效应的公共物品的负面效应说清楚。只谈正面的好处是不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处。现在你需要一部分人去承担风险和成本，那么就需要把这个负面的风险说清楚。

其次，避邻效应的第二个构成要件是居民不愿意这个项目落成在自己家园周围。如果负面效应说清楚了，这里的居民不愿意接受它就是因为它的负面成本没有得到补偿。如果给予足够的补偿，没有什么人是不愿意的。因为只要补偿足够高，不愿意的人可以搬迁。现在的杭州市政府，面对当地两万人的签名反对，无动于衷（签名反对信递交之后，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开回应），却安排前期工程车辆进驻现场，试图在没有对当地居民进行补偿的基础上先下手为强，生米煮成熟饭，这样的行为，其情商不足，怪不得要中央电视台点名批评了。

而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又一次消费了政府的公信力，让未来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中的地位更加不利。实在是利大于弊。如此看来，现在的地方群体事件，其背后纠结着避邻效应和政府失信两种原因，并且由于政府失信一再发生，避邻效应逐步增加，愈演愈烈。

如何才能破除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呢？首先就有必要重建政府公信力。公信力的建立比破坏来得辛苦。因为居民不是专业人士，对这些公共物品的了解程度和掌握信息远不如政府，所以，他们可能会因为你在车牌限购上的出尔反尔，不太有逻辑地推论到你在垃圾焚烧厂上的言行是否一致。那么重建公信力的一个可靠办法就是把新项目和老项目切割，让新项目相对独立的运作，逐步获得居民信任。这样的办法其实在经济领域常常使用。比如一个皮鞋企业因为投资房地产失败而资不抵债，需要破产而又由于别的原因不能破产，银行如何才能继续贷款给它以便维持生产，而又避免它把贷款用于偿还旧债呢？那就是需要切割，让新的贷款封闭运作于现有的可靠的皮鞋订单，这样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企业暂时不必破产。如果它的新订单足够多，那么可以通过皮鞋生产得到的利润来逐步偿还房地产旧债。

假设我们现在需要对一个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扩容。我们可以先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其成员应该由当地居民代表，专业环保人士，专业财务人士，和政府代表共同构成。地方立法机构赋予它建议权。然后由它出具一个专家方案，说明对环境影响和经济效益的分析，并提供一个建设可行性报告，交给地方人大，以便人大来决定。这样一来，政府在其中就没有了决策权。避免了以往的政府失信影响到现在的公共物品建设。其次，新委员会由独立的专业人士和居民代表组成，能够比较高效地协商补偿问题，它出具的可行性方案也容易被居民接受。

事实上，这样的案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比较普遍。比如加州地下水抽取案就是一个公共经济学上的经典案例。加州各县纷纷不加控制地抽取地下水，很快将会导致海水倒灌。这时候，地方政府就成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来研究如何应对，并且利益与成本应该如何合理分摊到各个县。这个独立委员会通过好几年的详细调查，最后出具的报告被各方接受，所以实施时也没有遇到特别的阻力。

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越来越多的遇到新的公共利益纠葛，而另外一方面，富裕起来的城市居民也越来越希望参与这个事关切身利益的决策过程。所以，以前一切由政府包办，而决策之后让居民强迫接受的治理程序急待纠正。我们或许可以效仿发达国家城市治理的一些先进经验，通过独立委员会来运作，逐步试错，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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