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普的人口数据出来，老龄化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共识不了的，是如何应对这样的老龄化趋势。

比较激进的人呼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甚至于要鼓励生育。2016年全面二胎以后，短期内的确出现了一波生育潮，但是现在五年过去了，这个效应正在慢慢减退。即便在开放了二胎以后，2020年的出生人口才1200万，创了新中国历史的新低。所以，上述激进的呼吁是有道理的。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一直有争议。早期马尔萨斯人口论盛行：认为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增长一旦超过了资源承载极限，就会陷入经济增长的困境。所以，从马尔萨斯理论到索罗经济增长模型，都认为抑制人口增长率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但是上述常识的基本假设是技术不变。从长期来讲，技术是不断增长的。技术的增长会拓展我们的可利用资源。比如没有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前，中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因为那里缺乏农业社会的基本资源——耕地。但是工业化以后，发现沙漠下面全是石油，而石油这个资源居然是工业化社会的“血液”，于是中东地区一下点石成金，真真成了富得流油。这就是技术增长带来的资源增长。所以，从长期来讲，资源不可能是人类经济增长的瓶颈。只要技术增长，经济就可以增长。

那么技术增长的来源是哪里呢？是人。只有人脑，才可以发明创造新技术。而且人越多，互相的交流越频繁，才可能越来越快地创新创造。一百个人分别关在一百个黑屋子里面，其创新创造的效率越不如把同样这一百个人关在一个大礼堂里面。所以，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早就已经摒弃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更加倾向于认同“人多力量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预言。

实际上，同样的鼓励生育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产生的效应也是不一样的。五十年代，我们鼓励生育导致人口激增，超过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使得我们转而认同马尔萨斯人口论，开启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漫漫四十年。但是今天，即便我们仍然回归当初的“光荣妈妈”政策，其效力还是会大打折扣。因为今天的人均GDP早就是数百倍于当初。

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改变了家庭有关于生育和养育的偏好。在比较贫困阶段，父母偏好放养式抚育下一代，对每个孩子的教育不太关注，而喜欢孩子数目越多越好。孩子越多，好孩子出现的概率越大，只要有一个孩子高智商出息了，自己“养儿防老”的计划就成功了。所以在五十年代实现鼓励生育的时候，人口一下就上去了，不少光荣妈妈生养了七八个，甚至十多个孩子。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年轻父母本身就是高学历，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知道唯有掌握基本的人力资本，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市场经济中获得生存的空间。一旦对每个孩子的花费（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增加了，一定会减少对孩子数量的偏好。抚育下一代的偏好从放养式转为精细式。所以，现在的发达国家都采取了鼓励生育政策，没有哪个出现了我国五十年代的生育潮。

当然，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一般发达国家的人口低增长，还有积累下来的人口高基数。技术增长突破资源瓶颈是一个长期效应。在中短期看，新技术还没有突破的阶段，资源瓶颈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和西欧、美国，有着大致相当的土地面积，却承载超过他们一两倍的人口。而且我国的土地可利用面积更加少，就这个可利用区域来讲，我们的人口密集度远超欧美发达国家。土地是资源的主要容器，人口密度是一个大致合理的衡量人口资源关系的指标。而一个经济体的资源越紧张，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就越大。中国这十来年在外部资源卡脖子问题上的教训还不够多，不够深刻吗？

所以，在对待人口增长的人口政策上，还是需要平衡好长期增长所需要的人口规模和短期制约经济增长的资源人口比例之间的关系。谋定后动，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