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大公报》

笔者没有去扶过贫，所以《山海情》带来了很多视觉冲击。但是我观察过身边的穷人，所以《山海情》所展示的困境，往往没有超出想象。在扶贫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比解决物质困境更加困难的是解决观念冲突。

剧中来自福建沿海的官员，往往不能理解西海固人的想法，这不是一个口音差异的问题。在火车站，福建官员诧异地发现当地官员对于「扒火车」盗窃行为的轻描淡写。为什么在福建官员眼里性质严重的盗窃行为，在当地官员的眼里那么不值一提呢？两个地方难道不是同属一个中国，服从同一套法律体系吗？

从律师或者法官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现象；但是从经济学者的角度看，它就不是那么不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在制度经济学眼里，一个社会制度并不仅是停留在法典里的条条框框，而是包含了习俗在内的能够落实的行为规范。在一个贫瘠如西海固的社会里，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老百姓的第一行为目的是活下去。只有活下去了，才能谈得上活得好。所以，道德标准首先是能不能有助于自己活下去，其次才是不能损害了自己的周边亲友活下去，最后才是去维护那些看不见摸不着远在天边的其他人的利益。扒过境火车上的物质，既能够让自己活下去，又不损害附近乡亲的利益，非常类似于在公路上设卡收费，这个买路钱的道德底线就被乡里乡亲们认可了。

其实我们出门旅行，经常会看到一些地方把某段公路封闭起来作为景区收费，外地人进景区就要买门票，而本地人却进进出出全免费。又比如我们的企业家跨地区销售产品，会遭遇有形无形的地方保护主义，同样的产品，外地来的要多交一点费用，这样就有助于本地产品的竞争力。其实上述现象都与扒火车逻辑一致，程度不同，表现各异。

这些案例生动地展示了社会制度的内生性。如果我们想要某种制度真正落实，那么就要好好思考破坏和阻碍它的社会深层原因，然后再去通过适当的改造措施消除这些因素，最后才可能真正实现制度的落实。扶贫工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这样一种维护中国大一统的重要改造措施。如果我们不能够让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大致维持在一个类似的生活水平上，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不同地区的人民产生不同标准的内生性制度，而这往往意味着社会的分裂。

制度不公催生分裂

看看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特朗普的当政正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反例，因为他代表的就是那个失落的社会群体。全球化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做大的蛋糕总量在分配上严重不均。华尔街的资本力量收获颇丰，铁锈地带的工人阶级却在负增长。而美国政府并没有办法消灭或减缓这样的K型增长，所以导致失落群体产生对社会基本制度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和反抗。特朗普的言行看上去都与主流经济学理论背道而驰，却能够获得至少一半美国人的认同，看起来美国精英应该好好反思，或者向中国政府学一学扶贫工程，至少看一看《山海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