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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如何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经济增长本身的要求,也是美中贸易摩擦带来的压力所致。前几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就表示:2019年将制定出台促进汽车、家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措施。这说明,2018年国内汽车销量出现的近20年来首次下滑已经引发高层的关注。宁吉喆认为:过去一年已经接近了3000万辆的这么一个市场规模,但是还有潜力,支持居民合理消费、绿色消费、升级消费。汽车已经从城市进入乡村,现在也在考虑制定这个相关政策鼓励农民的消费。
 
可以预见,新一轮家电下乡和汽车补贴箭在弦上。过去出台的促进汽车消费政策主要包括购置税减半、节能补贴、汽车下乡等。其中,购置税减半政策力度最大,短期效果显著。比如:2015年三季度末出台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2016年中国1.6L及以下汽车销量就增长了21%。但是2017年1.6L及以下汽车销量增速就下滑到-3%,显示刺激政策的效果往往是很短暂的。为此,如果现在故技重施,就需要加大力度才能抵消掉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作用。
 
其次,这一类的以财政补贴为标志的鼓励政策虽然会有效拉动消费,有利于经济走出低谷,但是却会增加财政支出。对于财政支出的增加,要么通过增加税收从而挤出现在的私人消费,抵消掉补贴政策的刺激作用;要么通过增加债务负担,从而增加居民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这样也会抵消当前的刺激作用,也就是所谓的“李嘉图恒等”效用。因此,想要使得短期的财政刺激政策有长期的作用,最好的办法是推动结构性改革,改善乃至于取消那些现有的抑制消费的行政政策,焕发居民的消费动力。
 
如果这些抑制消费的政策得以改善,乃至于取消,不仅也可以鼓励消费,同时还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来被错配的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是比单纯的消费补贴政策还要有综合收益。
 
举例来讲,私人汽车年检年审制度,就是这样一个亟待取消的政策案例。大陆目前实行的年检年审制度,由于行政强制性,存在很多弊端:收费很高,无形中给汽车消费增加了成本;容易形成腐败,不少不达标的汽车只要付出一定的中介费给黄牛,就可以达标;收益和职责不对等,年检要收费,但是检查了之后,如果汽车出故障,年检单位并不承担责任,这样的检查毫无意义;而年检和汽车本身的保养制度是重叠的,车主完全可以在汽车保养中做到自检自查。
 
如果取消强制性年检,汽车消费者可以节约大量的使用费用,相当于通过财政补贴去刺激消费。同时,如果真的需要检查尾气排放等指标,也可以通过选择性检查来替代。比如,车主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年检。如果不年检,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尾气超标的违法情况,可以根据交警抽查结果予以处罚。其处罚力度应该是未年检的费用的若干倍。这样一来,大量功能正常的车辆就没必要去强制年检了。而一旦汽车出了交通事故或者车辆出现违章情况之后,交警有权结合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去进行强制检查,特别是对一定使用年限以上的老旧车辆。
 
这个案例中,结构性改革导致的长期效率提高(不需要每辆车都检查),和对短期的汽车消费的刺激结合在一起,对违法车辆也有威慑作用(增加了违章违法的成本),而政府也节约了行政成本。可谓一举三得。
 
文章原载于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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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凌

沈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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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海内外,经济大小事。 《大公报》《证券时报》《德国之声》专栏作者 著作:《复盘》《宏观经济看得懂》 联系微信:VWL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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