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当然没有农民工，因为德国早就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了。其人口中农民占比少得可怜，而且这少数的农民还是富裕阶层，绝对不会撇下富裕的乡村生活来城市里打工的。我这里说的德国“农民工”是打了引号，意指那些就业于德国的、来自于东欧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这个情况在我留学的那个时代不太普遍，这些年欧盟内部的劳动力市场越来越融为一体，而德国的经济在欧盟内部一枝独秀，吸引了大量的东欧劳动力西迁。

 

这次去慕尼黑旅游，发现我的不少朋友都当上了老板，无论是开饺子连锁店的，还是经营酒店的，他们都告诉我：店里面的主要劳动力来自于东欧。这些东欧劳工，我在住宿的酒店也遇到过，既不会德语，也不会英语，所以只能从事很简单的体力劳动。我问他们的工资水平如何。我的老板朋友告诉我：很便宜，就是在德国的最低工资水平线上。比如在后厨帮忙的，一个月大约可以拿到1500欧元左右。不过这个工资相较于他们的家乡，已经高了不少。所以，他们非常乐于来德国就业。个中逻辑，和我们中国的“农民工”差不多。

 

但有趣的是：在同一个餐馆，后厨帮工和前台跑堂的工资差异相当大。因为前台跑堂需要流利的德语，老板往往雇佣当地的德国人，除了基本工资，在德国还流行小费，一个月加起来基本上是后厨的两倍左右。这个差异之大，有点儿让我愤愤不平。因为在中国的饭店内，跑堂并不是一个什么高技术工种，前面端盘子和后面洗盘子的工资水平应该没有那么大。而在德国，仅仅因为语言问题就使得这两个并没有很大差异的工种出现了巨大的工资差异。这或许就是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因素使然。

 

近代的民族国家划分，常常让人不由自主地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体和德国或者希腊这些欧洲民族国家等同对比。但实际上两者并不相同。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国家内部有56个不同的民族，我们认为：虽然大家语言不同，习俗各异，但是我们都是华夏子孙，可以在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下生活。但是在欧洲，虽然大家都源于相同的文明，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但是却因为语言和习俗不一样，被分割成了大大小小好几十个国家，习俗之间的差异被放大了。体现在语言上，以前中世纪还有上流社会要学习统一的拉丁语的传统，但是近现代以来，都各讲各的地方语言，所以，保加利亚的劳工去德国打工，就会遇到相当大的障碍。这不是欧盟法律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

 

相对应的，中国的大城市内也有很多的外地劳工，比如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大量的低端就业岗位是依赖于外地劳工的。但是由于中国是统一的国家，外地劳工也许不会讲上海话，但是却有普通话可以作为交流工具，所以，尽管仍然存在着许多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或许并非因为文化差异所导致。甚至于有人开玩笑，像笔者所在的大学校园内，受歧视的不是操着普通话的外地人，而是只会讲上海话的本地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如果从14亿人的范围看，其整合程度远好于欧盟的5亿人。

 

这个统一市场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劳动力上面，当然也体现在消费市场方面。这几年，有超级大国想压制中国的发展。时机也选得不错，刚好是在中国成长的关键阶段，大而不强，人均还不到发达国家的门槛。但是和其它的后发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虽然人均水平还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我们的市场却是最大的，至少是潜在最大的。规模优势将会部分抵消掉我们人均的不足，尤其是在科技创新和大国重器方面，人均并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规模。所以，如果说要在全世界推广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老祖宗留下来的“大一统”或许是中国能够贡献给世界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遗产。

 

文章原载于《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