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规划纲要出台，号称短期到2022，长期到2035，这个时间段有点儿让我错愕。今年已经是2019了，这个短期短得还剩下三年，连计划经济的五年计划都不到，而且这个纲要还仅仅是纲要，很多的细则出台还有待时日。按照行政机关的运行效率，加上大湾区涉及三个不同的社会体制，协调显然更费周章，我很担心这三年，恐怕连出台细则的时间都不太够。

 

当然，大湾区建设不同于白纸一张的雄安新区，不需要对基础设施城市规划做详尽的设计，所以，其规划纲要更加有引领性质。但是大湾区面对的是一国两制的中国特色，在制度协调上更加富有挑战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没有世界上其他地区可以直接参考，因此，未来的细则出台必然更加困难。

因为大湾区目前已经是高度发达的经济区域，规划纲要把高科技发展定位在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规划细则似乎应该更加长远一些，围绕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做文章。

 

首先，高科技发展需要的最重要生产要素是人。大湾区有着东亚最优秀的大学资源，但是分布却受到制度的约束，被人为割裂开来。目前人力资源丰富的内地区域缺乏优质大学资源，而香港弹丸之地却聚集了好几所东亚首屈一指的好大学。所以，如果能够在大湾区推动教育特区，或者大学产业园飞地，有效推动香港大学进入内地办学，并和内地的完善产业链无缝衔接；同时也推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来大湾区办学，真正做到“开门办教育”，将会是建设大湾区高科技产业的最长远最根本的动力来源。

其次，高科技产业发展需要对知识产权有有效保护的制度安排。这一点上看，大湾区的制度配置又相当不均衡。香港的社会制度沿袭英美案例法系，并且发展时间长，相对比较完备；而内地的产业链完善，未来的产业园大部分将会落子内地。如果要建设面向世界的、开放的高科技产业园区，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就需要有效协调两地现有的方案，实现大湾区的一体化保护。这个不仅有利于大湾区的建设，也对全国都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希望能够成为未来的工作重点，也是相对来讲比较长远的制度保障。

 

再次，高科技发展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意味着直接融资市场的重要性。香港资本市场曾经实验过的创业板未能成功引爆其高科技产业发展，因为它的产业发展受到生产要素的制约。现在的大湾区规划，背靠整个内地的优势生产要素（人力资源和实物资本都取之不竭），只要能够获得资本市场的有效配合，生产要素符合市场原则配置到最优势的企业家手里，获得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是很难达到的目标。深圳创业板和中小板，应该更加面对世界，在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起到先锋作用。至少应该在大湾区，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在一体化的制度框架下，有效建立多层次的直接融资市场，才能实现“金融为实体”服务的根本目标。这似乎是相较而言中短期就能够实现的。

最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一体化，也是大湾区应该推动的。不过这个方面，中国政府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其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首屈一指。所以，这方面的任务虽然繁重，但是倒不值得特别的担心。如果真的需要关注的，或许是基础设施方面的软件一体化，而不是硬件一体化。比如香港到目前都是英制的靠左行驶，而内地都是美制的靠右行驶。珠港澳大桥因为这个问题始终难以有效利用。难道未来这个软件的不同要始终保留下去？车同轨是两千年前中国统一的标志之一，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这个问题上也能一国一制。

 

文章原载于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