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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规划纲要出台,号称短期到2022,长期到2035,这个时间段有点儿让我错愕。今年已经是2019了,这个短期短得还剩下三年,连计划经济的五年计划都不到,而且这个纲要还仅仅是纲要,很多的细则出台还有待时日。按照行政机关的运行效率,加上大湾区涉及三个不同的社会体制,协调显然更费周章,我很担心这三年,恐怕连出台细则的时间都不太够。
 
当然,大湾区建设不同于白纸一张的雄安新区,不需要对基础设施城市规划做详尽的设计,所以,其规划纲要更加有引领性质。但是大湾区面对的是一国两制的中国特色,在制度协调上更加富有挑战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没有世界上其他地区可以直接参考,因此,未来的细则出台必然更加困难。
因为大湾区目前已经是高度发达的经济区域,规划纲要把高科技发展定位在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规划细则似乎应该更加长远一些,围绕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做文章。
 
首先,高科技发展需要的最重要生产要素是人。大湾区有着东亚最优秀的大学资源,但是分布却受到制度的约束,被人为割裂开来。目前人力资源丰富的内地区域缺乏优质大学资源,而香港弹丸之地却聚集了好几所东亚首屈一指的好大学。所以,如果能够在大湾区推动教育特区,或者大学产业园飞地,有效推动香港大学进入内地办学,并和内地的完善产业链无缝衔接;同时也推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来大湾区办学,真正做到“开门办教育”,将会是建设大湾区高科技产业的最长远最根本的动力来源。
其次,高科技产业发展需要对知识产权有有效保护的制度安排。这一点上看,大湾区的制度配置又相当不均衡。香港的社会制度沿袭英美案例法系,并且发展时间长,相对比较完备;而内地的产业链完善,未来的产业园大部分将会落子内地。如果要建设面向世界的、开放的高科技产业园区,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就需要有效协调两地现有的方案,实现大湾区的一体化保护。这个不仅有利于大湾区的建设,也对全国都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希望能够成为未来的工作重点,也是相对来讲比较长远的制度保障。
 
再次,高科技发展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意味着直接融资市场的重要性。香港资本市场曾经实验过的创业板未能成功引爆其高科技产业发展,因为它的产业发展受到生产要素的制约。现在的大湾区规划,背靠整个内地的优势生产要素(人力资源和实物资本都取之不竭),只要能够获得资本市场的有效配合,生产要素符合市场原则配置到最优势的企业家手里,获得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是很难达到的目标。深圳创业板和中小板,应该更加面对世界,在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进程中起到先锋作用。至少应该在大湾区,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在一体化的制度框架下,有效建立多层次的直接融资市场,才能实现“金融为实体”服务的根本目标。这似乎是相较而言中短期就能够实现的。
最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一体化,也是大湾区应该推动的。不过这个方面,中国政府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其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力首屈一指。所以,这方面的任务虽然繁重,但是倒不值得特别的担心。如果真的需要关注的,或许是基础设施方面的软件一体化,而不是硬件一体化。比如香港到目前都是英制的靠左行驶,而内地都是美制的靠右行驶。珠港澳大桥因为这个问题始终难以有效利用。难道未来这个软件的不同要始终保留下去?车同轨是两千年前中国统一的标志之一,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这个问题上也能一国一制。
 
文章原载于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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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凌

沈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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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海内外,经济大小事。 《大公报》《证券时报》《德国之声》专栏作者 著作:《复盘》《宏观经济看得懂》 联系微信:VWL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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