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明史为民间大热门，特别是明末那段历史因为故事曲折、结果富有戏剧性而令很多人着迷。连前不久最热门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都在其中安排了《万历十五年》这个桥段。

 

这些故事中最让后人唏嘘和不解的是：面临满人进攻和李自成叛乱，崇祯和一众朝臣兼皇亲国戚本可以破财消灾，挽乾坤于不倒，但奈何所有人都守财如命，硬生生地一次又一次错失时机，最终钱没了命也没了，徒增历史笑料。

 

连最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承认，明末一系列危机根源只关乎“钱”一个字。抵抗满洲人不停的进攻，养兵需要钱；民间发生饥荒，如没有钱赈灾，造反者就会如蝗虫。没有钱外患难绝，没有钱更是内患难除。而事实上，明代末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不是百业不兴的那种情况，那么，明朝国祚又为何断于一个钱字呢？一方面是税收系统落后，财税收入并不高，特别是从当时东南发达的工商业身上取税甚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开支过巨。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政策鼓励皇室生育，到明末时朱元璋的子孙已达百万人，这些人的生老病死全部由财政供奉，如此这般，财政不垮太阳真能从西边出来。

 

财政危机引发国防危机和社会危机，最终葬送了明王朝，但是，为什么不早点进行改革呢？比如说，削减皇族的福利，或者在紧急时刻让皇族和官僚捐出钱财来支持前线打仗呀。要知道，毁家纾难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上演的。明王朝本来有两次机会破财消灾的。第一次是李自成进城之前，皇帝想把吴三桂从前线调过来，但吴三桂的父亲要求100万辆银子作粮饷，崇祯左算计右算计，没舍得这个钱。第二次是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提出只要中央给他100万两银子，另带割让西北一带给他，他不但不与大明为敌还还可以替政府攻打满洲人。

 

这显然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交易，但此时国库只有40万两银子，不过崇祯个人拥有巨额财产，大臣们希望崇祯拿出私房钱，可是崇祯哭称“内帑业已用尽”。这时，旁边有个大臣急了，对崇祯说，社稷已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这样的苦劝，还是没有改变崇祯。万般无奈之下，有人提议由官员们凑钱给李自成，但官员们个个像铁公鸡，边哭边以各种理由搪塞。崇祯的岳父周奎是个大富豪，也不停地喊穷，死活不愿捐出半个子儿，没办法，崇祯老婆从内帑中拔了五千两给他爸，希望他用这个钱带个头，但这奇葩的国丈在这个骨眼上仍不忘雁过拔毛，只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竟给私吞了。从皇帝到众臣，如此稀世罕有的吝啬，大明的江山和这些官员们个人的命运不难想象。

 

北京城破后，据说李自成从皇宫和众官家中搜出的白银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黄金珠宝更是不可胜数。从那个视才如命的周国丈家里抄出的现银高达53万两。崇祯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众臣们也大多数落得个财尽人亡的结果。

 

这世间要钱不要命的事情不少见，但如此群体性、明显丧失理性的贪恋钱财最终酿成可耻悲剧的事，一时还真想不出第二件。300多年后，人们仍然不禁要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崇祯来说，吝啬或许只是出于个人畸形病态的心理，又或许在那个皇权时代，威权和面子比生命还重要，用个人私房钱来拯救国家这种有损面子和权威的万万做不得。对文武百官来说，或许有赌气的成分，有明一代，皇帝对众臣非常刻薄，关系远不如两宋好，皇帝对官僚们猜疑和不信任是常态。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或许是官员们谁也不愿意主动为皇帝分忧而暗地里抱着看皇帝笑话的心里，但这也太过了吧，毕竟此时此刻众臣与皇帝已经成为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而对于百万皇族来说，万里江山就是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私产，江山倾覆、毛将焉附的道理应该人人都懂，但为何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大兴改革，主动放弃一部分利益以求可以更长久地吸取人民的膏腴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现代经济学中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可以作出比较好的解释。“集体行动的逻辑”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1965年一本著作的名字。奥尔森发现，人类社会由很多大大小小的拥有共同利益的团体构成，集团中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这可能导致无法实现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甚至出现所有人利益受损的事。这个并不深奥。但奥尔森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发现利益集团的规模对人们的行为影响很大，越是大的集团，单个人行为给他个人带来的利益越小，因此个人越缺乏维护集团的动机，而“搭便车”动机更强烈，大家都寄望于集团中其它人采取行动而自己跟风得益。相反，规模越小的集团，个人行动的回报越大，搭便车的动机就越低，所以反而行动更加有力，更能维护好集团利益。

 

中国有句话“一个猴子挑水吃、两个猴子抬水吃、三个猴子没水吃”，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另外，一群人抬东西，人数越多，不出力而假装出力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当代政治中，人们也发现，那些规模较小的利益集团，例如欧美国家的农业集团，往往行动效率更高，更容易谋取到有利的政策，比如补贴。

 

对于明末众官员来说，大家都知道如此吝啬钱财是在玩命，但因为官员群体庞大，你看我、我看你，在诡异而从众的心态下集体忽视了风险意识，好像“要死一起死”并不痛苦一样，结果是谁也不肯把自己的家财拿出来。对于皇室家族来说，更因为人数众多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尽管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风险，特别是张献忠大肆杀戮和掠夺这些皇族的消息传播出去后，不排除有人危机感强烈，但上百万人的一个集团更容易形成的局势是：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指望别人先奉献，自己搭便车。就这样，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作用下，无数钱财和生命被农民军掳走，却始终没有人意识到，大家携起手来，每人只要牺牲一点点就可以挽救时局。

 

文章原载于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