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有句话叫“四十而不惑”，就是说，人活到四十岁这样的年纪，很多事情都应该想通了，对生活没有什么困惑了。那么中国在改革道路上前进了四十年，是不是真的想明白了呢？感谢《德国之声》约我写一些文字来纪念这四十年，这是系列文章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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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的时候，中国的最著名通讯设备制造企业——中兴通讯，遭遇来自于美国政府的禁运制裁，一天之内，这家有八万员工的大企业，几乎陷入破产绝境。这个事情深深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实际上对这个事情，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解读：一些人就事论事，认为中兴通讯这样一个国际化的企业，不遵守规则，触犯了美国法律，咎由自取无可同情；另外一些人忧虑的是，如果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诞生的相对优秀的企业都如此不堪一击，遑论其它？那么中国的技术进步水平到底如何呢？

 

有两组数据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下中国的基本情况：

 

首先，从中国国家专利局的数据看，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和获得数量，都大致增加了三十倍，年增长率接近20%，是经济增长率的两倍有余。所以，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于整个经济的相对值，中国的技术进步都是快速的，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落后的迹象。

 

其次，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国内的专利申请有水分的话，那么可以用中国向美国申请的专利数量，以及它和其他国家的对比情况。在1995年，中国获得美国国家专利（USPTO）的情况和其他金砖三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差不多，南非是中国的两倍。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水平是中国的一百倍（德国是6600件，中国是62件）。二十年后的2014年，中国获得7236件，远超其它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南非三国基本保持在原地踏步水平，而印度也高速增长，达到3000件，是中国的一半不到一点）。对比发达国家，中国是德国的43.7%，日本的13.5%。

所以，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技术含量的言论，和认为中国技术已经可以和美国一较高低的观点一样，都是不够客观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在高速增长路径中的发展中国家。它的整体技术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较，还远远落后。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坚持“用市场换技术”来获得发达国家转移的落后技术，和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原创性技术进步，仍然是未来重要的两大政策，缺一不可。

 

用市场换技术，应该是基于市场交易的自愿行为。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得到熟悉本土市场情况的当地企业的帮助，当地企业需要外来的成熟技术，这是双赢的交易，不存在谁赢谁输的问题。而发达国家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也不会愚蠢到转让出关键技术，去交换市场份额的一时之利。从中国高铁的交易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虽然中国当时的铁道部已经把买家垄断的市场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也没有做到买断全部核心技术的地步。今天，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高速铁路网，但同时，中国仍然需要进口大量的关键设备和技术。这说明：外国技术和中国市场的结合，才获得了成功。如果外国技术能够独立开发市场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市场之外，我们没有看到其他类似规模的高铁网呢？

 

为了发展中国的核心技术，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激励作用。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人一样聪明，并非低人一等的话，那么就应该有自信：中国人的人口规模应该产生出更加多的专利和发明创造。而这，需要在知识产权得到保护的前提下才可能取得。中国政府和社会不能静态地看待问题：觉得目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利技术比较多，所以保护知识产权就相当于给发达国家白白地交学费；而应该动态地看待这个问题，这样的巨额学费是对中国13亿人民的巨大激励，激励他们去研发和创造。这种积极性在过去的农业改革和工业改革中屡次得到验证，为什么就不能在科技领域再次得到验证呢？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为了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全体发明创造者的利益，最终也是为了保护全体人民的利益。

 

保护知识产权，还要和打击科研造假相结合。没有严厉的惩罚机制，一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不利于中国对核心技术的追求。最近暴露出来的韩春雨事件，和很多年前的芯片造假事件一样，说明这十几年来中国政府在打击科研造假方面进展不大。这也可以被认为是知识产权制度方面的缺失，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进，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将会偏于悲观。

 

本文发表于《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