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了这个年纪，不得不考虑养老的问题。没想到，我在为养老发愁，领导人也在为这个事情发愁。

 

前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不顾强大的民意反对，推出延迟退休计划。从明年开始，慢慢将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从现在的60岁提高到65岁，而女性相应地从55岁延迟到63岁。原因很简单：俄罗斯正面临着养老金亏空的危机，再不改革，养老金体系就要崩溃了！而让俄罗斯人感到愤怒的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公布的数据，俄罗斯的平均期望寿命才68.8岁，在全球排名120。所以，按照这样的新退休计划，俄罗斯人几乎是“活到老，干到死”的节奏啊！

 

养老危机并不仅仅出现在俄罗斯一个地方，全球都有，中国也不能例外。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现实的威胁，中国所面对的“未富先老”局面，比发达国家例如日本的“先富后老”，显得更加困难。按照目前的老龄化比例和增长速度，有人预计中国2026年就会进入公认的老龄化社会，而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顶多不过是两万美元。所以无独有偶，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也在讨论如何实施“延迟退休”计划了。

 

那么是不是除了延迟退休，就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养老金问题了呢？未必。

 

首先因为制度的原因，中国政府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作为后盾。从法理上讲，国有资产是属于全体公民的，所以老百姓的养老一旦出了问题，完全可以用国有资产来弥补。这和家里个人养老，没有了收入来源可以从家庭资产中弥补是一个道理。有估计，现在的国有资产大约是60万亿。而目前每年的社保支出仅仅是5万亿。如果我们的国有资产收益率能够达到8%，那么就可以完全覆盖我们的社保支出。

 

当然，问题就在于，目前的国有资产收益率很低，做不到8%。这里一方面有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有价格管制的问题。作为老百姓，我们常常诟病两桶油的垄断导致了油价高企，却往往没有看到我们的铁路总公司虽然也是一家独断，但是它的客运票价仅仅是德国的同等车票的六分之一。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需要通过混改来提高经营效率，还需要更加多地市场化，充分利用价格信号来优化资源配置。国有资产应该尽可能地用资产收益率作为管理目标，而不是用“社会效益”这样的难以量化的指标来管理。这样才能真正把国有资产的价值显性化。

 

很多人或许会担心：一旦定价市场化，那么很多自然垄断的行业岂不是价格高高在上，老百姓更加难以承受了吗？就拿中国铁路来讲，一旦提价（正如我反复建议的，至少应该在春运等高峰期间提价），老百姓的负担不是更加重了吗？只要我们把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股权划入社保基金，那么我们即便高价养肥了中国中铁，其好处依旧是全体中国人的，而通过社保基金还能更加公平地让全体中国人享受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低票价的绝大部分好处被“黄牛”拿走了。

 

其次，我们改善了国有资产的收益率之后，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退出机制”，从而让国有资产能够真正的服务于养老基金。这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证券市场。目前还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没有上市，即便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比如两桶油，国有大银行等），他们的国有股流通性很差，估值很低，真的需要变现去弥补养老基金，恐怕一下子也实现不了。这就需要证券市场有一个慢牛行情，通过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持续上升，不断吸引社会储蓄进入股市，增加承接能力，搞活流动性。

 

而这，又需要国资管理部门摒弃旧的管理思路，有进有退，让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的大型国有银行和自然资源行业（石油煤炭）等逐步增加分红率，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每股3元的未分配利润，如果能够在未来的五年内每年分配6角钱，其股息率也将达到10%以上，这样就会把目前庞大的社会储蓄（它们都是风险偏好很低的资金）从理财和银行存款中吸引过来。而通过逐步增加股息派发比例，可以有效控制股市的上涨幅度，避免过去“牛短熊长”的尴尬境地。

 

总而言之，中国虽然面临“未富先老”的养老困境，但是我们也有全球独有的制度优势。只不过，这样的制度优势目前还是隐形状态，想要把它的效果发挥出来，需要有一定的实现条件。只要我们坚持改革，一定能够解决这个并非无解的难题。

 

本文发表于香港百年老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