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被中央提出来以后，地方政府依旧沿用过去三十年的老套路，招商引资。实际上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资本，而是人才。设立教育特区，推动粤港澳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才是激励创新型经济转型的关键。

 

香港回归20周年。中央在2017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之后，“粤港澳湾区”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和资本市场上的一大热词。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例如，广东就提出建设“南沙自贸区”，强调南沙要围绕门户枢纽定位，把南沙建成高水平的国际化城市和国际航运、贸易、金融中心，成为广州的“城市副中心”，支撑和引领全省新一轮对外开放。广东与香港将在南沙自贸区建立“粤港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将紧紧围绕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国际教育培训、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商贸服务、休闲旅游及健康服务、航运物流服务、资讯科技等八大产业。

 

由此可以从公开的报道中知道，内地对于大湾区的发展战略，延续着过去三十年的成功经验：“划出特定区域，给出优惠政策，从而吸引外资”。但是这三十年中国内地的经济已经获得长足进步，和香港的相对地位也已经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对于内地的经济增长来讲，资本早就不是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见得比香港来的差。

 

经济增长一旦达到某个阶段，就会从资本驱动的规模扩张转移到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在这个时候人力资本的支持就变得极为重要。在现有的大湾区内，人力资本的分布极为不均，而劳动力市场又一分为二，互相割裂。这才是大湾区未来应该通过改革加以克服的地方。

 

静态来讲，珠江口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香港和广州两个地方。但是因为香港独立行政区的隔离，使得内地青年人并不能很容易地享受到香港的优质教育资源，而同时，香港优质教育资源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又因为要保有香港身份，不容易到内地来就业，于是香港的教育资源就出现了错配，不能为大湾区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动力。

 

而与此同时，大湾区最发达的创新型产业目前在深圳，而深圳本身的教育资源远远落后于香港和广州。可以讲，深圳的成功，是因为其市场化制度优势吸引了全国的人力资本所导致的。未来，只要全国各地的市场化改革继续，特别是像杭州湾地区在市场化进程中加速，这样的阶段性的制度优势一定会慢慢趋于减少。所以展望未来，深圳作为区域的科技创新领头羊地位还有赖于教育产业的支持。

 

所以，粤港澳合作的首要之举，应该在教育合作上有开拓性的进步。比如可以考虑：

 

第一，成立大湾区联合教育委员会，直接管理其辖区内的教育机构。其远景要整合整个大湾区的教育机构。为创新型经济服务。

 

第二，在中期可以考虑成立若干教育特区，其中，允许香港澳门的中学大学在此建分校，其管理直接复制原有模式；也允许香港澳门学校在此建立合作办学机构。这些学校，无论独立还是合作，都应该允许其面向整个内地招生。从而给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教育机构提供一个重新配置资源的机会和舞台。

 

第三，短期来讲，就是在大湾区允许多元化教育体制改革。引进民间资本和外部教育机构独立办学。逐步解决创新型经济急需的人才本土化。

 

其次，逐步整合大湾区的劳动力市场。目前主要的麻烦是香港作为独立的行政区，在劳动力市场上和深圳为代表的内地城市相互割裂，不能形成有机整体，从而限制了香港本身优势的发挥，也阻碍了整个大湾区的经济增长。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必须是渐进的，否则出现大量的劳动力在地区间转移，会使得香港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第一，过地区整合，提升香港地区的劳动力养老保障福利水平，为整合争取民意。现在香港地域局促，生活成本很高，劳动力的养老保障虽然货币价值很高，但是实际福利水平并不高。大湾区内地部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完全可以设立若干合资的养老区，鼓励香港人退休之后在内地养老，并置换其香港的物业给年轻人。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香港的不动产瓶颈，另外一方面也提升了老人养老的真实福利水平，当然对于所在地也有好处，因为香港人来养老也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关键点是：这些港人养老区域要实现和香港本地的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无缝对接，让老人在此生活没有任何和香港的不同。

 

第二，实现老年人在内地养老和年轻人入港的双向对流机制。可以考虑通过大湾区的联合委员会，设立一个人员对流机制。在人数上设一个比例关系，比如“1:1”，那就是一个香港老人到内地养老，就允许一个内地年轻人赴港就业。但是内地赴港就业人员参加内地养老保障系统，不增加香港的负担。

 

第三，中期将开放香港和深圳之间的劳动力市场隔离，允许两地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把现有的隔离后移到深圳东莞之间。远期将完全开放香港和内地之间的隔离。就像欧盟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一样，虽有国境但没有市场隔离。

 

原文发表于《证券时报》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