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来源必定归结到人。所以，伟大的革命导师说：“人多力量大”，这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当时推出的“光荣妈妈”政策固然在短期内导致人口剧增，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也未必就应该来一个180度，索性不准生育了。现在时隔境迁，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早就已经掉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之下，而计划生育政策还迟迟不能完全取消，让不少经济学者忧心忡忡。

比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易富贤老师就认为，中国当局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如此有效，甚至连当局自身都低估了目前中国的生育率，以至于按照他的估计，中国人口已经被印度超过，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是“未富先老”，“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而携程网CEO梁建章先生就不光是做理论研究来证明中国需要更加多的人口，而且在携程公司内部用实实在在的激励措施鼓励生育。算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儒商吧！

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不再有人口红利了呢？如果是，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动力来源还能指望什么呢？

在计算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的时候，我们除了需要考虑人口的数量红利，还需要考虑人口的质量红利。而我们现在一直谈论的，往往是指人口的数量红利。

数量是容易计算的，点人头即可。质量可怎么衡量呢？我们有两个比较好的质量指标，来分别衡量“低端的劳动力（工人）”和“高端的劳动力（工程师）”的质量水平：

成人识字率描述了最普通的工人的基本素质，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普通工人的知识水平。识字率越高，代表了工人越能够理解现代大工业的操作程序和熟练能力。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好。1990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达到7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76%。大家或许会不满意于这样的水平，怎么才达到平均水平啊？可是要知道，1990年的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当时中国大约300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是超过4000）可以说中国政府在经济起飞之前，已经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储备了足够优秀的普通劳动力。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旦中国打开大门，一下子成为最能够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

而可以与之相对比的是印度，这个更加接近于西方国家体制的发展中大国，照样有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也有更加好的保护产权的法治体制，但是在国际资本面前并没有那么具备吸引力，因为他们的成人识字率到2015年才达到72%。

不过印度有印度的优势。在另外一个衡量高端劳动力素质的指标中，印度曾经走在了中国前面，那就是“大学入学率”。这个指标说明的是未来劳动力中的工程师比例，或许它能够部分地代表经济增长中的创新能力。在2000年，中国是7.7%，而印度是9.5%，两相比较，印度的优势明显。所以记得在九十年代我们念书的那会儿，不少经济学者认为印度在高科技方面或许会比中国发展得好。

但是过了五年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到2005年，中国的大学入学率达到20%，已经非常接近世界水平（24%），而印度依旧徘徊在10%左右。这是中国大学扩招的结果。虽然我们可以对大学扩招只重数量不重质量报以善意的批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学生数量的急剧上升，为现在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迅速增长提供了保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大学生介入劳动力市场，我们能够诞生阿里巴巴腾讯华为这样的优秀企业。所以，对未来的经济长期增长的预期，不能纠结于短期政策（比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等），而应该更加关注类似于“大学扩招”这样的制度性变革。

现在我们的政府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从资本积累和资源耗费转变到创新驱动。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建立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大学体制变革迟迟没有进展得到佐证。

大学扩招是增加了中国高端劳动力（工程师）的数量，但是大学本身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才能改善未来中国工程师的质量。而工程师质量的提高，才是创新驱动的温床。从中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来分析，似乎有点儿对这样的崇高使命勉为其难。因为行政管理是所有管理中最缺乏效率的一种方式，而科研创新是最具不确定性的人类生产活动。所以，很难想象，也从无先例，一个最低效的管理方式会诞生最有不确定性的创新成果。从这一点上分析，我不看好中国未来的创新转型。

不过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中国的开放度很大。我们本土的大学科研机构受制于行政体制，但是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却可以通过和国外先进大学的合作，得到长足的进步。几年来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大幅增长，回国数量增加更加快。因为体制原因，中国不能像吸引产业外资一样把教育领域开放给世界，但是出口学生相当于进口大学。1996年中国的出国留学生数量才区区2万人，到2015年已经超过50万。更加可喜的是，回国率（回国人数/出国人数）从当初的30%提高到现在的80%。按照一所大学招生一万人计算，每年50万的出国留学生相当于我们进口了50所大学。从这一点分析，我相当看好中国的未来。

原文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2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