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德国之声》撰写的客座评论，2016/12/28

今年以来，无论是媒体还是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走向都不乐观。年初的时候，连中国政府的权威人士都指出：中国经济未来能够走“L型”已经算很不错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阶段已然结束，大家都不必再幻想着中国经济会重新回到8-9%的增长速度了。

这样的悲观情绪蔓延开来，甚至于有人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更不要说未来还充满这不确定性，未见得就能完成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最后一跃。比如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FT中文）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一个不算太成功的“发展型国家”》。大致上说的意思是：中国的增长，相较于日本韩国这些亚洲先行者，并不出色，而且中国的增长还面对着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度的不确定性，未来前景堪忧。

我基本赞成文章中的市场经济观点，赞成“政府干预应该为市场经济创造有利环境，而不是用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去代替市场”的观点，但是文章中拿出来说明“中国不算太成功”的数据，却是我所不能苟同的。因为FT中文网其实代表了国际上很多人的看法，所以我愿意在这里简单讨论一下。

一、如何评价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成就

FT中文网的那篇文章认为：日本1946年到1976年三十年GDP增加了55倍，韩国1962年到1989年增加了100倍，而中国过去三十年不过是增加了近50倍，顶多是个中上等水平，成绩并不是最突出的。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公开的世界银行数据库，只找到1960-2015年的数据，所以这里就对比一下中国和韩国吧！

韩国1960年的人均GDP（现值）是155.6美元，1990年是6642美元，增长了42.7倍。可以和这个阶段的韩国相对比的，是中国1980年到2010年的三十年（中国经济起飞晚了二十年），期初值是193美元，期末值是4515美元，增加了23.3倍。所以，虽然绝对值有差异，但是相对值差不多，都说明中国的三十年增长远逊于韩国。

但是，如果我们把两个国家的增长放在世界增长的大格局下看，情况就不一样了。韩国经济起飞的1960-1990年间，世界平均的人均GDP也增长了9.5倍，而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最前沿，人均GDP在此期间的增加程度是8倍。这意味着，韩国相对于世界平均增长幅度，只增加了4.5倍，而相较美国则增加了5.36倍。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1980-2010年），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幅度是3.77倍，美国的增长幅度是3.84倍。因此，相较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相对增长幅度是6.2倍；相较于美国，中国的相对增长幅度是6.08倍。

两相比较，说明了什么？中国的增长更加难能可贵，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情况下取得的。打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有一次考试题目太难，全班都考砸了，我一个人得了一百分；另外一次考试很容易，全班同学都考得很好，我也考了一百分，那么是哪一个一百分更加宝贵呢？

其次，大家都知道名义GDP的问题，所以我们用扣除了通货膨胀影响的实际人均GDP（2010年不变价格美元）再来做一次测算，结果更加清晰。中国1980年到2010年的实际GDP增长倍数是13，而韩国1960年到1990年的增长倍数只有8。而刚才提到的相较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的相对增长倍数，中国是大约8倍，韩国是大约4倍。所以，无论从绝对增长倍数还是相对增长倍数，中国的表现都远优于韩国。

最后，我想说的是:把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和亚非拉的那些小规模经济体直接对比也是不太合理的。我们很容易从世界上两百多个小国家中间找到几个增长幅度在20-30年内远超中国的案例，比如赤道几内亚。但是这些小国的增长太容易受某些特定因素影响，比如发现一个油田或者跨国大公司投资了一个项目，而中国作为人口占世界20%的经济体，能够如此长时间的快速增长，称之为奇迹，并不为过。

二、当前的困难难在哪里？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好汉不提当年勇”。增长了三十年，再值得骄傲，也容不得你天天挂在嘴边夸耀。更何况，现在的经济状况似乎暗示着这样的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好日子到头了。

的确如此。中国经济的困难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这是一个短期经济周期的问题。全球经济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到来的欧债危机之后，就一直没好过。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需求端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欧洲的老百姓不消费了，中国的工厂就开工不足了。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特别是加入到WTO之后的十来年，外向型依存度急剧增加，我们的工厂有一半是为了满足国际需求而存在的。世界经济减速，中国经济也不会太好。

第二，中期看，中国的产业结构急需转型升级。过去十来年的高速增长，从产业结构上看，是中低端工业品的增长。或者说是整个世界经济工业产业链中，比较低端的那部分转移到了中国。消费品生产线建立起来，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下去，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趋势确保了中国在各种工业消费品上面的竞争优势。

但是现在，这样的产业结构遇到了增长的瓶颈。主要表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资本投入也面临着边际产出递减的困境；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再也承受不起牺牲环境的进一步增长。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理论早就有所预见的情形，也是周围先进国家在早期发展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如果想成功摆脱目前的困境，就必须升级产业结构，用人口的质量红利去替代原先的数量红利；用技术升级去代替过去的资本投入。而这，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最后，长期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依旧在建设过程之中。市场经济是一个法治经济。没有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没有对政府权力的进一步规范和限制，市场的积极效果就很难完全地发挥出来。中国就很有可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这个制度改革需要当局拿出极大的勇气和周密的计划。本届政府在反腐倡廉上花了大血本，做出了很重大的成果。但是在反腐败的新常态下，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基层官员激励制度，来进一步促进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