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基于网络材料改写。原文可见于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杂志2015年10月30日刊封面文章《一位土耳其将军，两位哈佛经济学家，一场神秘的政变》，译文原载于澎湃新闻网。

一觉醒来，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了，打了一个盹，听说政变又失败了。在这个变化比较快的世界上，你千万别太早下手写评论啊，否则你的稿子还没有写完，人家已经“逆转”了，你改改都来不及。

这是土耳其自1960年来发生的第五次军事政变，但是这样的统计其实是不对的。因为这五次政变有一个转变，前三次是成功的，后两次是失败的。成功和失败的转折点比总数五次更加值得研究。

转折点在2005年。那次失败政变5年后的2010年，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因一位退役将军皮尔纳·多安（PinarDogan）被指控政变阴谋而卷入其中。他的这起事件，或许可以让我们一窥土耳其政治博弈的概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位经济学家如何运用其所学来应对他在事件中遇到的种种挑战，以及他对欠发达国家谋求发展和转型的种种思考。这些思考不仅反映在这起事件中，也反映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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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有好几个来自于土耳其。我最喜欢的当属Acemoglu这个MIT的高产教授。我读博士的时候，研究兴趣就是被这个家伙的文章激发出来的。不过这家伙的一个缺点是：文章太多了。而且全部是在经济学顶级期刊上的!这让后进的学者很无趣，所谓“方圆百里，寸草不生”你让人家怎么活啊?我就是那棵草。——扯远了，这回说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对（夫妻）哈佛大学的土耳其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和皮纳尔·多安（Pinar Dogan），要说这几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感兴趣，致力于研究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说的再简单一点儿：那就是哪些制度会有助于经济增长，或者反过来，经济增长会促进制度朝着哪个方向演化？

要说这个罗德里克，一直以反传统著称，他的研究挑战了关于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的传统观念。他的很多想法都浓缩在《全球化悖论：民主和世界经济的未来》一书中（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Economy, W.W.Norton），这本2011年出版的书累积了300年来的证据，试图证明，一个更健康的全球化可以使得各国有充分余地来决定自己命运。

而政治权谋并非罗德里克所长，倒是上面提到的那个让“方圆百里，寸草不生”的家伙的专业领域。Acemoglu关心的才是政变，独裁，民主一类的话题，他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不是需要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作为前提条件？或者反过来讲，经济增长会不会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

但是，2010年，这些经济学家串味了。研究全球化的罗德里克介入了一个土耳其的政治阴谋之中，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要说这也是全球化对不？

事情一开始起因于一个火爆伊斯坦布尔书报摊的戏剧性故事。它有关一个推翻政府的阴谋，涉及恐怖主义，其头目则是一名叫切廷·多安（Cetin Dogan）的退役将军——那是皮纳尔的父亲。几周之内，将军就要被投入监狱。所以你看，经济学可以是没有国界的，经济学家却不可能没有国界。要不是爸爸即将被投入监狱，哈佛经济学教授怎么会扯上土耳其政变呢？要不是岳父泰山大人要被审判，罗德里克怎么会研究上政治权谋呢？

土耳其那天的这条突发新闻，挑战了罗德里克的学术研究。当地一家意气风发、被该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狂热拥簇的新贵报纸《Taraf》，开始刊发据称是2002—2003年秘密军事文件的内容。这些文件揭露了一个代号为“大锤”的行动，它旨在颠覆和推翻新当选的、根植于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这个阴谋，虽然从来没有执行过，却满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炸毁清真寺，击落一架喷气式飞机，逮捕记者。这与土耳其长期以来的军事政变历史是一致的。

不过，当罗德里克与岳父将军大人谈话时，将军告诉他们，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大锤”计划。他们相信了他。——这是可以理解的，女儿相信爸爸，女婿相信岳父。但是谁能保证他说的是真的呢？总不能“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了”吧？

夫妻俩开始调查政变文件，它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以数百名军官为目标的诉讼案件。许多人把它称为土耳其的“世纪审判”。而两位经济学家则称之为骗局。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罗德里克一直相信以证据的力量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对“大锤”行动的调查发现，政变计划是伪造的。

令罗德里克困惑的是，他发现自己因此了陷入了一个和土耳其知识分子群体的战役之中：自己原本是一个推广普世价值的来自于美帝哈佛的经济学教授，希望土耳其也变成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而那些原来和自己很要好的，也都同样希望土耳其更加民主自由的土耳其知识分子，现在开始指责他支持军国主义，污损哈佛大学名誉，并且为了救他的岳父不惜操纵事实。于是他这个曾经的土耳其宠儿，现在被迫避开他的祖国，生怕被拘留。这是一场个人的试炼，如今它仍然让罗德里克在深夜惊醒。但是，它也提供了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一个通往政治学研究新方法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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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德里克和多安都是经济学家，但在家庭背景、个人脾性和研究领域上，两者并不相像。罗德里克，58岁，来自土耳其的一个小型犹太人社区，是一名手工钢笔制造商的儿子，这位父亲成功地将他送到哈佛大学。多安，42岁，在意大利、伦敦和土耳其东南部辗转长大，过着军旅儿女的迁徙生活。罗德里克好静；多安好动。罗德里克是一个公众人物，他对全球范围的政策问题发声的书、专栏和博客文章四处可见；多安则是一个研究面较狭的学者，其专业是产业组织、竞争政策和法规。

到2004年，罗德里克认识多安父亲的时候，后者已经是一位从军中退役的四星上将了。罗德里克预期岳父是那种权威式性格，却发现他是一个轻声细语的人，溺爱自己的女儿。但他没有办法在政治观点上赢得这位将军。切廷·多安，像老一代的许多土耳其人一样，认为军事是对抗土耳其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重要保障。罗德里克则像其他自由主义者那样，想看到军队的作用减弱。

所以，这里的故事其实很老套，并没有什么新意。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的故事。土耳其的政治势力其实有两个，好比两个人在下棋。黑方领先的叫“世俗主义”，主要力量是军队，历史渊源是近代的“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它一直希望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不要像中世纪一样，让伊斯兰教主宰人们的全部生活。这个思想其实和现代的欧洲是一致的。你可以在欧洲看到教堂林立，但是你作为一个不信教的中国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没问题。白方落后的叫“伊斯兰主义”，主要力量不用说是教会。当然你可以说伊斯兰主义里面有很多种，极端的，激进的，温和的，开放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认为宗教的教义是高于一切的，《古兰经》里面规定的就是对的好的，其它的一切都是错的坏的。既然其它是错的坏的，那么就需要去改造它解放它，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逻辑很熟悉？？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的强烈世俗派军方都一直主导着这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政治。但是最近几十年，白方渐渐依靠一个叫“民主”的办法转败为胜。于是黑白两方冲突加剧。作为土耳其政坛的风云人物，埃尔多安（RecepTayyip Erdogan）在2003年出任总理，2014年成为总统。白方的办法是一人一票，民主选举；黑方的办法是军事政变，推翻政府。多安将军本人曾在所谓的1997年“后现代政变”中起过重要作用，军队曾经清洗了官僚机构和大学里的伊斯兰主义者。嗯，注意“清洗”这个词。“在土耳其，很多人恨我的岳父。”罗德里克说，“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他做了许多伤害民主发展的事。”

但他是“大锤”计划中描绘的凶残叛军吗？政变故事曝光不久，罗德里克和皮纳尔·多安开始发现奇怪的不合事实之处。第一个明显的时间错误是，在有关政变的核心文档中，一个被目为“大锤”计划合作者的、知名的民族主义青年组织，标注的日期是2002年12月。但事实上，这一组织直到2006年才成立。对罗德里克和多安而言，这给出了一个前进的方向。他们不是军事专家，但他们可以搜寻更多的矛盾之处。 “如果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多安告诉她的丈夫，“他们肯定会犯下更多。”

是有很多。多安就像检查涉嫌抄袭的本科生论文一样，通过谷歌检索这些政变文件。例如，一家制药公司，原名叫Yeni Ilac，2008年一家意大利公司接管它以后，更名为Yeni Recordati。然而，这个新名字却出现在2003年的政变文件中，它应该是最近才保存刻录到CD上的。罗德里克和多安在一个有关此案的博客站上报告了每个不一致之处。这一切加起来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大锤’行动是虚构的，”

罗德里克和多安发现了埃尔多安，这个民选的土耳其总统（当时是总理）的软肋。他看上去是一个温和的穆斯林民主派人士，但“大锤”行动反映出他对持不同政见者日益增长的镇压，却是非民主的，它和我们熟知的希特勒“清除犹太人”，苏联“肃反”所用手段其实没什么不一样。民选总理希望得到土耳其最著名的伊斯兰传教者，法图拉·葛兰（Fethullah Gulen）的追随者的支持，埃尔多安让葛兰支持者们“大举进入警察和司法机构，以此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对手和竞争者”，加雷思·詹金斯（Gareth Jenkins）这样分析道。他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的政治分析家，在伊斯坦布尔工作。他们的目标范围从“强硬世俗派到军事人员、慈善工作者、记者、律师、工会官员、反对派政治家、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成千上万的人被审判，被投入监狱。还有更多的人“因害怕而陷入沉默”。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有涉及到自己的岳父大人，罗德里克才明白，展现在土耳其的，并非民主改革的流行故事。而是别的东西：“一种新的威权主义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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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定决心报道这一案件之后，罗德里克和多安夫妻二人飞往土耳其——逆风而行。那是2010年12月，对多安将军的审判包括了近200名军方官员。在法院之外，戴着头巾的大胡子示威者举着将军的肖像，他们的横幅上写着“打破军政府的‘大锤’”。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罗德里克和皮纳尔·多安开始在一本书中驳斥此案，并在土耳其的重要电视新闻节目频频露面。

人们的反应，罗德里克后来写道，“混合着否认、欺骗和恐惧”。最让人头疼的，是那些他原想可以做朋友的知识分子圈的反应。这些自由主义者将“大锤”审判视作民主进步的标志：军队终被从政治中移除，其领导人被迫面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对于罗德里克和多安的证据，知识分子们却大都视而不见。他们拒绝重新评估自己的信念。当重要的专栏作家们受邀去一个披露他们夫妇的调查结果的论坛上时，只有寥寥三人到场。人们拒绝见他们。他们的邮件无人回应。

夫妻俩也成了人身攻击的目标。反对者会说，军方官员愚弄了罗德里克。爱情蒙蔽了他。机会主义驱使他想着只要军方夺权，他可以当上财政大臣。伊斯兰报刊上，有文章攻击罗德里克的犹太教信仰，因为将军居然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犹太人。还满纸指控罗德里克正在用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企图颠覆土耳其。

更糟糕的是，一家亲政府的报纸公布了罗德里克和多安当时3岁的儿子的名字和身份信息。“丹尼曾认为是朋友的人，不仅攻击他在案中的调查发现，”政治分析家詹金斯说，“他们在面对针对他和他妻子的不光彩攻击时也保持沉默。对夫妇俩来说，一定于此倍感震惊。”

在法庭外，不只是土耳其知识分子让罗德里克持续感到沮丧。外国观察家，同样透过“玫瑰色的眼镜”来看土耳其政治，他写道。他举了史蒂芬·A.库克（Steven A. Cook）的例子，这是一位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土耳其问题专家，库克说，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已经倾尽全力”，锻造一个“更加民主、开放的国家”。

即便如此，罗德里克和多安还是认为他们的论据获得了更多关注。他们的博客点击量飙升。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而言，最致命的打击在于动摇自己的理论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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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德里克在这里让自己对家庭的忠诚战胜了专业上的客观性，那么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将会永远沾染上污点。罗德里克来自土耳其，一个相对欠发达国家的事实，高度影响了他的学术选择。早年，他满脑子都是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穷，有些国家富？他醉心于政治学和经济学，但最终认为后者能提供更强大的分析工具。

贸易自由化是罗德里克的老本行。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从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的显著增长中，可以推导出什么。另一个是如何促进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增长。由此可见，东亚模式是多么地重要。实际上，二战之后的全部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东亚。能够作为一个板块集体成功“脱贫致富”的，也只有东亚。经济学希望总结东亚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心情可以理解。

对于这些问题的传统观点后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它认为:东亚的成功主要就是因为“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私有化和稳定价格的改革”。但是，罗德里克满腹怀疑。他认为，东亚地区“不应被视为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实验，而是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恰当组合”。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超常增长靠的是这些政府采取的“促进和协调私人投资”的显著措施，而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再一次证明政府的重要作用。“东亚的经验表明，经济学的一个标准叙事，即把政府放在市场的对立面，很可能低估了政府的作用，”他写道， “事实上，市场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

20世纪90年代，罗德里克把注意力转移到剖解经济学的另一个“金科玉律”：金融全球化。这个词指的是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国家向海外的投资者开放，银行自由地跨国借贷。当时的想法是，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由此可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借款，再在国内进行更多投资。问题是，如罗德里克指出的，让资本自由流动会带来巨大风险。我估计，这个土耳其经济学家应该被聘任为中国中央银行的专家顾问。因为他的观点和中国政府几乎如出一辙。

更有甚者，还有罗德里克最有名的一个想法，他认为：民主政治、国家主权和全球化是“互不兼容”的。最多只能在三个里拥有两个。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深化全球化，你需要放弃一些主权或一些民主。这个想法，被称为“世界经济的三难政治选择”，在罗德里克2001年最初提出它时，没能引起人们什么兴趣。然而现在，欧洲的痛苦挣扎似乎在慢慢证明他的理论：欧洲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又让构成它的各国家实体保留各自的政治控制力，结果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麻烦。

“三难论现在完全是主流观点了，尤其在整个欧元区发生危机之后。”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考恩说。“国家不能只是做他们想做的，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痛苦。这是另一个他的观点彻底翻身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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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四个月后，土耳其法院宣判331名“大锤”被告谋划推翻政府。切廷·多安获得了20年徒刑。有趣的是：此案不久就出现了转折点。这个世界再次证明：变化快，快到经济学家根本来不及找证据。

2013年12月，埃尔多安和葛兰运动的伊斯兰联盟崩溃了，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变弱了。葛兰在警察和司法部门的支持者试图逮捕近100名和正发党领导的腐败指控“关系密切的人”。作为回应，埃尔多安处理了负责腐败调查的检察官，还在刑事司法系统启动了针对被疑为葛兰支持者的“大清洗”。埃尔多安还把自己同“大锤”一案切割，这个案子曾帮他消解了曾经强大的土耳其将军们的实力。

大多数人会把接下来发生的事解读为罗德里克和多安的胜利，但是实际上，这个和经济学家的证据毫无关系。2014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发现被告的权利受到侵犯，下令重审“大锤”一案。切廷·多安从监狱释放。《经济学人》刊出这一消息，文章的开头是，“这期待已久的‘我们早就告诉你了’的时刻，终于在6月18日降临丹尼·罗德里克......和他的妻子皮纳尔·多安。”重审结果是，3月31日，所有的被告无罪释放。

“我们赢了。”皮纳尔·多安说。罗德里克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说这样的平反昭雪是值得庆贺的话，那么下一次的冤案也会在远方等待着今天在台上的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这怎么可能发生？”罗德里克在他妻子已经离开以后，这么问道。“怎么可能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对法治的破坏，在以法治之名建设了这么多年以后？”此案重新燃起了罗德里克对一个问题的兴趣：什么才能成就真正的民主。什么时候，民主国家产生的不仅仅是多数决定，而是会包括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在法律面前的平等——种种在“大锤”案件中失踪的东西？

从表面上看，民主进步了。选举制民主国家占到世界国家的超过60％，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还只有约40％。但在实践中，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不能提供法律之下的平等保护”，罗德里克和另一位经济学家沙伦·穆康（Sharun Mukand）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这么说。要理解这种情况何以发生，他们考察了三种权利：政治权利属于大人物；经济产权的背后是财富精英；但是民权的受益对象，通常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少数群体，无权无势。出于这个原因，“一个真正良好运作的、提供公民权利的自由民主社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现象。”罗德里克说。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民主社会能够保持自由？”这也是他的新作试图解决的关键难题之一。“是什么让公民权利在一个社会里成为可能，而表面看来，这些权利并没有一个强大的选民群体在支撑？”

罗德里克的新研究也试图解决第二个与此相关的难题：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向土耳其政治的进军，推动他重新思考一个深植于经济学的传统，即从既得利益方的视角来看各种政策的出台。强势群体，如公司或工会，会通过政治领域推进各自的议程。罗德里克意识到，在学者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模型里，有个东西失踪了：思想。

以土耳其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例。他们的利益和罗德里克是相同的：都希望有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但他们向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和西方论证“大锤”的合法性，这使他们成为政府的“工具”。这是一个通向他们自身利益的合理的通道吗？这时候，这些群体以什么方式界定什么是他们的利益，就取决于种种关乎他们的思想、他们意识形态，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的东西。

这并不是全新的观点，你可以通过无数例子推演出同样的逻辑。在商业领域，公司可能认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最佳方式，是堵截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或者，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产业的健康发展取决于创新（想想硅谷）。再或者，考虑一下不平等。一个社会主流的既得利益者在影响经济政策的时候，是应该积极倡导“福利主义”呢，还是坚持“机会平等”？

最后，“大锤”改变了罗德里克想法的另一个方面。他不再相信他从报纸读来的很多东西了。这位教授长期以来都对经济学故事持怀疑态度。现在，他感觉要对那些国外政治发展的报道保持同样的警惕。原因是：如果你不了解土耳其的现实，他说，对那边发生的一切，很容易就会接受一个通常作自由主义解的叙事。——嗯，这里似乎和我们的外长有一次极为相似。“你去过土耳其吗？你了解土耳其吗？”

“这些故事非常好读，而且它们会和你自己的自由世界观产生共鸣，”罗德里克说，“你很可能会相信。我不是说，它把我变成一个保守的人。但它使我对可说是标准的东北部常青藤精英自由主义的、关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叙事，变得更加怀疑和谨慎。它让我非常怀疑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东西，以及《纽约时报》对不同国家发生事情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早就应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