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总是有人喜欢追问真相。

追问的是“真相”，所以追问的人有先天的道德制高点。难道我们应该隐瞒“真相”吗？当然我不敢说“是”。但是我记得有一个季老先生曾经说过一个比较低端的但未必人人就能做到的做人标准：“假话坚决不说，真话不能全说”。既然没有全说真话，自然就是隐瞒了部分的真相。在某些人眼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做人标准啊！

真相是什么？

尼泊尔死人了！——这是一个真相。

尼泊尔死了很多人！——这也是一个真相。

尼泊尔光天化日之下死了很多人！——这还是一个真相。

尼泊尔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地震死了很多人！——这仍然是一个真相。

尼泊尔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地震中倒塌的低质量房屋砸死了很多人！——这确确实实是一个真相。

这一切都是真相，但是你如果只看第一行你的反应会和看到最后一行完全一样吗？不会吧？而且这仍然不会是真相的全部。如果需要，你可以继续把真相罗列下去。

一个新闻工作者可能会说：新闻的职责就是不停地追问真相，但是我说，你不可能“不停地无止境地追问下去”，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每个社会的资源也是有限的。社会关注一个事件的关注度就是这样一种有限的资源，那么就会回到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上：给定现阶段的社会环境（包括资源约束和制度约束），一个最优的真相限度是多少？

我不知道在一件具体事件上的具体最优度。但是我知道这应该是一个內解。也就是说，一点儿都不去追问，和无穷无尽地追问，把所有社会资源都花在这个事件上不停地追问，都不会是一个最优选择。

我们需要妥协。也就是说，在任何时间任何事件上，我们需要适可而止。

真相对于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用处颇大。因为唯有揭示真相，才能让社会明白问题所在。所以，越能够推动制度变革的真相，我们越需要多花时间去揭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新闻普遍性或者说代表性的问题。比如现在庆安警察击毙村民案中，究竟是什么才是最值得追问的真相？是民警用枪合适与否？还是地方政府对上访人群的控制制度？还是对徐这样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制度？还是现在附带揭示的可能的“假冒伪劣副县长”？

其次，制度演化是渐进的。很多人喜欢谈论抽象的政治概念，比如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书本上的概念，是一个融入到很多具体制度中的一个理念，但不太可能在一个具体的制度中，乃至于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中得到完美的体现。比如从社会救助制度的角度看，徐的三个孩子得到什么水准的抚养教育标准才是体现了人人平等的？上北大清华？还是本地大学？还是中小学？还是任其流落街头？徐应该得到的是救助，还是应该对其超生而又不抚养孩子的行为进行追责？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不可能像政治学研究一样，在大学课堂上空洞地讨论平等人权民主和法治。他们需要一个具体的人去办一件具体的事，并且在给定的当下社会环境制约下，确实不能指望他们做到让舆论批评者人人满意的地步。而社会批评者也应该现实地接受制度变革的渐进性，才能最优地发挥舆论批评的效果。

第三，制度演化是有成本的。网上有人喜欢“死磕”，我很怀疑这样的人的思维方式和动机。死磕的经济学意思是不计成本。他究竟是自己的机会成本为零呢？还是他要求别人的机会成本为零？反正我的机会成本不会是零。所以，哪怕我知道付出极大的代价确有可能达成我的预期目的，我也不会愿意付这样的代价。更何况每个人参与社会事务的机会成本有高有低。当事人往往愿意接受一定的赔偿而退出公共事件，这是理性的行为。为什么还要一路穷追，生怕天下不宁呢？我知道，当事人中途退出，不利于社会舆论的发酵，也不利于推动制度的变革，但是我们有必要强求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用对他而言那么大的代价（机会成本）参与社会制度的变革吗？这种责任他们愿意承担，而且承担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