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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凌:在共同富裕理念下理解互联网监管

最近一段时间,资本市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无论哪个央媒点评一下某个行业,都会被看做是一场整治。从阿里被取消已经摇号抽签的IPO,到滴滴悄悄赴美上市之后被叫停应用下载,再就是教育部对校外教育行业的整顿,以及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垄断性交易的审查。中国政府对前期被捧在手心里面当宝贝的互联网企业似乎变了一个态度,有点儿老爸要严格教育儿子,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味道了。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一种政策转变?未来,中国政府是不是还会和以前一样,继续积极支持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呢?如果从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当下正处在一个由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着眼“共同富裕”的政策转型期。共同富裕是当下世界上各个发达经济体的共同特点,这一点在西北欧的经济体中尤其显著。美国过去一直认为自己不需要共同富裕,但是最近十几年来,收入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已经威胁到了整体社会的稳定,未来还会继续挑战其基本的社会制度。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这样一个后进国家来讲,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政府强调“共同富裕”的良苦用心。

说到“共同富裕”,不少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过程。简单一点讲,就是“杀富济贫”。所以我们看西北欧的经济体,高个人所得税税率,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但是,这显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均GDP突破了一万美元,但是和那些OECD国家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他们的平均水平是四万美元)。所以,即使我们政府非常关注于共同富裕,也不会不认识到,未来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仍然非常重要。否则,谈何中华复兴?

因此,共同富裕应该是在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前提下的共同富裕,而不是静态条件下的分蛋糕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鱼和熊掌要兼得”的政策目标。这不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主要是依赖于实物资本的积累,从而带动经济增长。这时候,劳动力相对过剩,由此经济增长的主要好处是给了相对稀缺的实物资本拥有者。随着经济增长,社会上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是预料之中的。当经济增长过了这个初级阶段,资本相对富裕,人力资本(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俗称工程师)会越来越稀缺。因此,经济体的分配原则,也会因为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的调整,而越来越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这样的经济增长,就可能兼顾到收入分配的平均化,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由上可知,要实现有增长的共同富裕,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应该来自于需要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高科技产业。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政府在未来政策导向中会持续的打压高科技企业。

那么为什么现阶段我们又能够看到政府对互联网企业的垄断行为痛下杀手呢?因为现在的互联网企业经过前十几年的高速成长,越来越谋求市场垄断,而垄断其实是技术创新的天敌。

当滴滴和优步大打价格战的时候,两者的行为丝毫没有高科技的任何影子,他们都是重复了人类社会古已有之的传统手段谋求市场垄断。而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其实是不屑于价格战的。

而一旦某个企业达成垄断地位,就可以抬高价格获得暴利,又怎么可能有动力去持续技术创新呢?所以,对垄断行为的监管,是政府职责所在,并不是要打压特定的高科技企业。恰恰相反,打压垄断是要重新构建高科技企业的良性竞争格局。

只要互联网企业能够真正回归初心,坚持技术创新,改造传统经济产业链,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那么这样的企业,既能够实现本身的利润最大化,也能够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正外部性,从而获得政府的政策加持,又何必有惴惴不安之心呢?

原文发表在《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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