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香港《大公报》2020.6.13

 

 

自从美中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甩锅对象，没想到最近因为疫情，中国不光要成为经济问题的接锅侠，还要额外成为公共卫生的接锅侠，不知道未来还要不要为美国的种族不平等问题继续买单？看起来这些问题毫不相干，其实在经济学家看来，中间一个回避不掉的因素是收入不平等。

 

过去经济学理论描述国际贸易的好处时，都认为两个经济体各干各擅长的活，然后互相交换彼此的劳动成果，会使得双方收益。这就是所谓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太简单了，忘记掉了收入分配问题。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国际贸易，美国拿出擅长的技术和资本优势，中国拿出了擅长的劳动力优势，互相交换，从整体上的确促进了双方各自的福利。但是这个福利拿到各自经济体内去分配的时候，确实是个问题。美国出的是技术和资本优势，那么国际合作的好处当然是给了美国国内那些拥有技术和资本生产要素的人。所以大家看到这几年美国的股市涨势如虹，华尔街不亦乐乎。在股市中最欢乐的又是谁呢？不就是那几家纳斯达克市场上的耳熟能详的高科技公司吗？如果在美国国内没有适当的收入再分配机制，这些人的欢乐未必能够唤起普通劳动者的共鸣，相反，他们是loser，失去了本来的工作机会和收入。

 

而中国呢？因为国际合作中的主要优势是劳动力，所以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可以被大多数人感受到。当然这中间也有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的幅度远小于美国这样的经济体。这就是在中国你听不到反对全球化的声音的原因所在。尽管你如果比较中国劳动者的国际化好处和美国资本家的国际化获益，还是会觉得中国获利远小于美国方面，但是因为中国的获益分配较为均衡，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

 

现在的问题出现了：美国国内因为政治制度的原因，那些全球化的失意者运用政治力量，在国内无法向全球化的受益者获得再分配的权益，却可以在国际上向中国的劳动者索赔，意图让中国劳动者为此买单。这才是美中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

 

这不是我在胡说八道。最近的《经济学人》援引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的数据，展示了一个美国和欧洲的对比：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其收入占比已经超过了全国的20%，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不过是10%左右；而美国最贫困的50%人群，其收入仅仅占了12%左右，而同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数字是20%。而这三四十年又恰好是中国融入世界生产体系，拥抱全球化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全球化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呢？未必。因为同时期的欧洲（指EU和申根成员国），也和中国有大量的国际贸易和合作，但是他们的最富裕1%人群的收入上升并不明显，只是从7-8%上升到大约11%左右，而欧洲最贫困的50%人群的收入下降也不是那么明显，这区别显然是因为欧洲的高福利和高税收制度。这种制度造成了很强烈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延缓了收入分配不均的趋势，至少稳定了社会收入结构。因此，我们也看到，虽然欧洲对中国的贸易也是逆差，但是并没有那么痛心疾首，欲断交而后快。

 

美欧的收入结构对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国际贸易理论需要和收入分配理论相结合，才能够真正得出“国际贸易有助于所有人的福利改善”。而因为国内收入分配的问题，去阻断全球化的趋势，倒行逆施回到闭关锁国时代，只是一个扬汤止沸的愚蠢政策而已。最终并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扩大本国的阶层差异和社会冲突，一如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