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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中资企业全球并购

有数据显示:德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非常喜欢的并购市场,现在已经约有200家企业被中国企业并购。德国《企业家》杂志主编史蒂芬•格恩茨纳补充介绍称,以往中企对德国感兴趣的主要是汽车、机械制造,现在中国企业对电子行业、注塑业也非常感兴趣。
 
在稍早一些时候,一个著名的中资企业收购德国企业的案例,就是美的集团对德国机器人制造商KUKA的购并,当时德国媒体似乎就有点儿不太高兴,德国经济部长已经表示:KUKA的自动化技术需要“远离中国之手”。但美的依旧顺利成为该公司最大股东。目前美的要约收购KUKA方案已经顺利通过欧盟反垄断审查。交易之所以如此顺利,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美的承诺保留现有KUKA工厂和岗位直至2023年,美的还承诺KUKA可以不向中国母公司透露客户数据。
 
这个承诺让人不由得联系到2012年中国三一重工收购具有58年历史的德国混凝土泵制造商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事件。当时这家公司的工人因担心失去工作而在工厂大门外集体抗议。如今4年过去,该公司在德国雇佣的人数始终保持稳定,与此同时该公司的销售额也增长了近1/3,品牌完好,和供应商建立的关系也保留至今。那么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的目的是什么呢?中资企业不是解放军,购并德国企业的最大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公司获得技术并提升产品质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两家公司合办了工厂,并互派工程师交流技术。并购完成后,双方也表达了在零件采购领域的合作意向,三一重工为普茨迈斯特提供零部件的可能性也加大了。
 
 
中国企业通过实践学习到,“走出去”的战略想要顺利实现,除了钱,还需要对当时社会的法律环境和社会价值观有所认识。中资企业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使得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更具吸引力。今年以来,全球(尤其欧洲)有近一半的并购出自中国企业之手。不仅是德国,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已再次开启全球“扫货”模式。外媒数据显示,中国海外并购规模已升至2070亿美元。目前的大型收购,还有中国国家化学公司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公司,这是中国企业有史以来的最大一笔海外收购;今年6月,腾讯宣布86亿美元收购芬兰视频游戏制造商Supercell;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宣布27亿美元收购美国保险公司GenworthFinancial。
 
中国企业的全球购买模式,来自于过去三十年成功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增长,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的前提下,才可能启动今天我们“突然”看到的全球购买行为。所以,这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表面上看是资本积累,收入增加的过程,但是其背后必然是产业的逐步升级。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早一段时间的亚洲四小龙,都在重复这样的进程。从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中国家会从诸如服装和玩具之类的低技术企业起步,慢慢过度到钢铁石化,汽车船舶之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
 
这中间的过度,或者叫产业升级,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生产活动的要素优势在发生变化,原来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劳动力密集产品才能获得世界市场的认同;现在资本慢慢不再稀缺,为什么不能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呢?
 
另外一方面,这种产业升级不能仅仅依靠资本积累自然而然得以实现。如果没有公共物品和制度环境的完善,发展中国家仍然不能获得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因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称之为发展中,不仅是穷,而且在诸如基础设施、金融市场和产权保护等方面均远不及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称之为“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制约着发展中国家资源要素廉价、和容易模仿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等等“后发优势”,而其改善主要是政府的任务。所以,从形式上看,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海外并购,离不开政府的影响和支持。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被看作是非市场行为,可以理解。但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并购呢?如果不是,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企业(其中国有股权和私人股权并存)行为呢?如果民营企业得到政府的支持,又如何来判定它的行为是不是还是市场行为呢?这样的辨别在理论上似乎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往往轻易被人操纵,因为判别断定的程序是由发达国家政府来进行的。这样一来,实际上也成为另外一种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政府保护落后企业不被资本市场并购,难道和政府支持先进企业进行资本市场并购有什么不同吗?
 
而且更加令人困惑的是:如果一场并购得到一个国家的支持,以高于市场价格的出价击败竞争对手,究竟是被并购企业的幸运呢?还是它的损失?从常理上讲,以高于市场价出售自己本来就希望出售的东西,对于卖家来讲是一件合算的事情。如果有第三者(卖方的政府,比如德国政府)介入,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收购,这说明这件收购案件可能对于这第三者有负的外部性。那么第三者(德国政府)不应该对这样的阻止行为向卖家(德国企业)支付补偿吗?如果不愿意支付补偿,又不允许卖家出售,难道不是一种比买家政府支持国际购并更加让人不齿的市场干预吗?所以对于中资企业收购德国企业爱思强(Aixtron)这一案例,我觉得更加合理的建议是德国政府出资补贴一个纯粹的德国企业去收购爱思强(Aixtron),只要出价高于中国买家,自然而然爱思强(Aixtron)就留在了德国。而爱思强(Aixtron)的卖家也没有什么损失,德国政府(德国大众的利益代言人)也得到了他们认为迫切需要的“国家安全”。只不过,他们希望从市场中得到一件东西,最好付费。
 
本文是应邀为《德国之声》撰写的客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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