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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因素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有句话叫“四十而不惑”,就是说,人活到四十岁这样的年纪,很多事情都应该想通了,对生活没有什么困惑了。那么中国在改革道路上前进了四十年,是不是真的想明白了呢?感谢《德国之声》约我写一些文字来纪念这四十年,这是系列文章之五。
 
在总结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的原因的时候,我们一直无法回避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虽然中国的市场化没有很彻底,中国的法律制度也不如一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来得完善。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对外资(FDI)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呢?在邓小平南巡的1992年以后,FDI一度达到整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5%,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产出增长和技术提升。除了前面文章讨论到的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重要作用之外,人力资本也是一项难以忽视的重要因素。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理解外资的选择,劳动力的性价比一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只有和劳动力的结合,资本这个生产要素才能够生产出GDP来。那么,哪个国家的劳动力性价比越高,FDI就越愿意进入哪个国家。这是很朴素的道理。
 
这里之所以不用廉价,而用性价比这个词去描绘劳动力的状况,是因为资本在选择投资国的时候,就像消费者逛商场一样,并不单单看了价格标签就买东西,还要比较东西的质量,看看是不是物有所值。那么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怎么样呢?
 
在分析劳动力素质的时候,有两个比较好的质量指标,来分别衡量“低端的劳动力(工人)”和“高端的劳动力(工程师)”的质量水平:
 
首先是成人识字率。它描述了最普通的工人的基本素质,这个普通工人,实际上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初级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生产要素。由成人识字率可以反映这个国家的普通工人的知识水平。识字率越高,代表了工人越能够理解现代大工业的操作程序和熟练能力。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好。1990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达到7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76%。大家或许会不满意于这样的水平,怎么才达到平均水平啊?可是要知道,1990年的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0%!(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当时中国大约300美元,而世界平均水平是超过4000)
 
这说明:中国政府在经济起飞之前,已经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储备了足够优秀的普通劳动力。由此,在全世界吸引FDI的竞赛中,中国可以成为最能够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与之相对比的印度,这个更加接近于西方国家体制的发展中大国,照样有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也有更加好的保护产权的法治体制,但是在国际资本面前并没有那么具备吸引力,因为他们的成人识字率到2015年才达到72%。
 
不过印度有印度的优势。在第二个衡量指标中,印度曾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那就是“大学入学率”。这个指标说明的是未来劳动力中的工程师比例,或许它能够部分地代表经济增长中的创新能力。在2000年,中国是7.7%,而印度是9.5%,两相比较,印度的优势明显。所以记得在九十年代我们念书的那会儿,不少经济学者认为印度在高科技方面或许会比中国发展得好。
 
但是这个情况在本世纪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启动所谓的“大学扩招计划”。到2005年,仅仅五年之后,中国的大学入学率就已经达到20%,这已经非常接近世界水平(24%),而印度依旧徘徊在10%左右。虽然我们可以对大学扩招只重数量不重质量报以善意的批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学生数量的急剧上升,为现在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迅速增长提供了保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大学生介入劳动力市场,我们能够诞生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这样优秀的高科技企业。
 
大学扩招增加了中国高端劳动力(工程师)的数量,但是大学本身的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才能改善未来中国工程师的质量。而只有提高未来工程师的质量,才能保证创新成为企业和宏观经济的主要驱动力。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从资本积累和资源耗费转变到创新驱动,也提出了诸如“2025中国智造”的计划。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建立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大学体制变革迟迟没有进展得到佐证。中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来分析,似乎有点儿对这样的崇高使命勉为其难。因为行政管理是所有管理中最缺乏效率的一种方式,而科研创新是最具不确定性的人类生产活动。所以,很难想象,也从无先例,一个最低效的管理方式会诞生最有不确定性的创新成果。从这一点上分析,我不看好中国未来的创新转型。
 
不过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中国的开放度很大。我们本土的大学科研机构受制于行政体制,但是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却可以通过和国外先进大学的合作,得到长足的进步。几年来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大幅增长,回国数量增加更加快。因为体制原因,中国不能像吸引产业外资一样把教育领域开放给世界,但是出口学生相当于进口大学。1996年中国的出国留学生数量才区区2万人,到2015年已经超过50万。更加可喜的是,回国率(回国人数/出国人数)从当初的30%提高到现在的80%。按照一所大学招生一万人计算,每年50万的出国留学生相当于我们进口了50所大学。
 
但是,一个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大国,真的能够把未来寄托在外国的教育机构上面吗?
 
本文发表于《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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