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钢铁和煤炭为代表的上游资源行业，其产品价格有了明显的上升。例如焦炭指数已经上升了4.5倍，而螺纹钢也涨了3倍。在涨价的支持下，相关上市公司业绩明显改善。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集团，净利润增加了接近30倍，从2015年底的7亿元增加到2017年底的204亿元，2018年中报保持高水平100亿元；而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神华集团，净利润也增加了一倍有余，从2015年底的232亿元增加到2017年底的540亿元，2018年中报保持高水平280亿元。这些资源型的大企业大多数是国有控股，而整体行业的业绩改善也是基于环保标准的提高，技术水平的改善，落后产能的淘汰。所以，这是中国整个宏观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因为民营企业整体负债率比较高，而信用程度比较低，降杠杆和淘汰落后产能双重的压力，使得民营企业日子比较难过，不少人认为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尤其在一些民营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之后，寻求和国有企业合并，从而客观上导致“混合制改革”。这些现象被认为是改革的倒退，是中国市场化道路上的弯路。

如果我们环保要求的提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要求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历史和客观的因素，国有企业强于民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在淘汰过程中比例高一点，并不能说明这个过程是不对的，是倒退或者是弯路。相反，这是整个行业和宏观经济升级改造的必由之路。否则，我们怎么可能要得到“青山绿水”？

如果我们降杠杆也是基于同样的征信系统，只不过由于民营企业的信贷能力弱于国有企业，银行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先收缩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造成民营企业的困难程度大于国营企业，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事实。

所以，对于有些经济学家建议的“AB股”制度，让混合之后的民营企业以少量股权获得多数决策权，我也不赞成。因为在目前这样的监管和法律体制下，这非常有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利益受损。看看那些上市的民营企业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大股东对待小股东利益，有比国有控股企业更加好的表现吗？如果没有，那么可以想象，一旦民营企业家以少数股权获得多数决策权，国有大股东的利益又会受到怎么样的对待！因为国有资产可能会影响到未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和保障社会公平，这是中国特色的改革的重要成果，轻易被私人侵占和瓜分，那么中国的改革道路或许会再次陷入前苏东国家的老路。

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倒退到了原来的计划经济的旧路，重新陷入低效率的国有经济状态，陷入“翻煎饼”的动荡，不利于中国长期的稳定增长。

因此，中国目前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供给侧改革的初级阶段成果需要保留；而进一步的推进，既要继续倡导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又不能倒退到原来粗放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状态。所以，充分利用已经有20年历史的资本市场，把国有资本通过二级市场逐步变现，慢慢引导民营资本增加对国有资本的承接，才能真正推进有质量的混合制改革，带动宏观经济的升级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国有资本希望要有一个合适的价格退出，才能确保前阶段的改革成果，这个出让价的高低，决定了国有资本是不是保值增值，也维护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公平的保障力量。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慢牛的二级市场，而这，又需要我们的国有企业通过加大分红比例，获得资本市场的合理估值。以上述宝钢和神华集团为例，当前市场估值都只有9倍，而他们的股息收益率也不高，大约4.5-5%左右。如果分红能够提高一倍，那么很显然股价也能增加不少，如果估值和现在一致的话，最高也可以增加一倍。这就有利于形成慢牛市场并逐步退出国有股，从而在这些竞争性市场上让位于民营企业，提高国际市场上的中国竞争力。

这可以称之为供给侧改革的2.0版本。

本文发表于香港《大公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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