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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再次提出振兴国内消费。但是究竟消费如何振兴呢?见仁见智。本文五年前完成,至今尚有时效。
“L型”成为一个新经济学名词
最近的财经媒体被“权威人士”刷爆。“L型”成为一个新经济学名词。有德国媒体和中国的媒体人都来问我,这个“L型”是个什么东东?供给侧改革和全民创新,又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不是权威人士,不敢妄议,仅仅就我知道的宏观经济学加以理解。
 
中国经济增长恐怕是二战之后最杰出的大国增长范例,这是我们值得自豪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值得自豪的地方。值得自豪是因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五分最近的财经媒体被“权威人士”刷爆。“L型”成为一个新经济学名词。有德国媒体和中国的媒体人都来问我,这个“L型”是个什么东东?供给侧改革和全民创新,又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不是权威人士,不敢妄议,仅仅就我知道的宏观经济学加以理解。
 
中国经济增长恐怕是二战之后最杰出的大国增长范例,这是我们值得自豪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值得自豪的地方。值得自豪是因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要一下子从穷人变成为富人;不值得自豪的地方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增长还在半途。会不会半途而废?取决于后半程的持续力。
 
这样一个逐渐演变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也需要逐步演化,以便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相适应。
 
经济增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前半段和后半段还是有一点儿不一样。越是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我们需要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模仿就越重要。这时候,说直白一点儿,就是我们在努力地复制别人已经有的技术和产业。努力是关键,创新比较少。随着经济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的前沿,自我创新就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过程。
 
重要而且略微难以理解的是,在这样一个逐渐演变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也需要逐步演化,以便和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相适应。
 
在经济增长的早期,因为资本积累是关键的变量,政府主要的作用是如何吸引资本来当地发展产业,如何帮助资本获得市场融资(比如政府背书甚至于直接拨款补贴等等),如何能够尽可能快地提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从这一点来讲,中国政府前三十年做得大致不错。当然这也是成败论英雄。很多人检讨这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代价: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债务比例很高。是的,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是问题。但如果时光倒退三十年,在一穷二白落后亚洲四小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即便知道这是增长的后果,恐怕也会义无反顾。
 
但时至今日,抱残守缺和翻历史旧帐一样不可取。伴随着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到来,政府更加需要的是减少繁文缛节,精兵简政减少税收,缩回自己本来有为之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门槛,保护知识产权,让民营资本去寻找自己最可能最擅长的创新领域。而这个过程既有对“全民创新”的鼓励,也有改革现有“供给侧”的任务。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优化资源配置,也要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国退民进才是化解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压力的必由之路。
 
改革供给侧,是对现有国有企业的改革,既要坚决关停那些僵尸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也要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国退民进才是化解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压力的必由之路。国家既不能也不可为国有企业再兜底,再注资,以债转股这类貌似创新的金融手段苟延残喘。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是应该和国有企业战线收缩,专注于极小范围的特定领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现在的政府实力,还是需要化解的国有企业包袱,和当年朱总理时代都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更小,拥有的资源更大。
 
改革了供给侧,才能有创新潮;只有鼓励了创新潮,才能真正实现供给侧的改革。
 
文章原载于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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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凌

沈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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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游海内外,经济大小事。 《大公报》《证券时报》《德国之声》专栏作者 著作:《复盘》《宏观经济看得懂》 联系微信:VWL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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