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沈凌 > 养老不能仅仅靠延退

养老不能仅仅靠延退

人上了这个年纪,不得不考虑养老的问题。没想到,我在为养老发愁,领导人也在为这个事情发愁。
 
前不久,俄罗斯总统普京不顾强大的民意反对,推出延迟退休计划。从明年开始,慢慢将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从现在的60岁提高到65岁,而女性相应地从55岁延迟到63岁。原因很简单:俄罗斯正面临着养老金亏空的危机,再不改革,养老金体系就要崩溃了!而让俄罗斯人感到愤怒的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公布的数据,俄罗斯的平均期望寿命才68.8岁,在全球排名120。所以,按照这样的新退休计划,俄罗斯人几乎是“活到老,干到死”的节奏啊!
 
养老危机并不仅仅出现在俄罗斯一个地方,全球都有,中国也不能例外。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现实的威胁,中国所面对的“未富先老”局面,比发达国家例如日本的“先富后老”,显得更加困难。按照目前的老龄化比例和增长速度,有人预计中国2026年就会进入公认的老龄化社会,而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顶多不过是两万美元。所以无独有偶,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也在讨论如何实施“延迟退休”计划了。
 
那么是不是除了延迟退休,就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养老金问题了呢?未必。
 
首先因为制度的原因,中国政府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作为后盾。从法理上讲,国有资产是属于全体公民的,所以老百姓的养老一旦出了问题,完全可以用国有资产来弥补。这和家里个人养老,没有了收入来源可以从家庭资产中弥补是一个道理。有估计,现在的国有资产大约是60万亿。而目前每年的社保支出仅仅是5万亿。如果我们的国有资产收益率能够达到8%,那么就可以完全覆盖我们的社保支出。
 
当然,问题就在于,目前的国有资产收益率很低,做不到8%。这里一方面有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有价格管制的问题。作为老百姓,我们常常诟病两桶油的垄断导致了油价高企,却往往没有看到我们的铁路总公司虽然也是一家独断,但是它的客运票价仅仅是德国的同等车票的六分之一。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仅需要通过混改来提高经营效率,还需要更加多地市场化,充分利用价格信号来优化资源配置。国有资产应该尽可能地用资产收益率作为管理目标,而不是用“社会效益”这样的难以量化的指标来管理。这样才能真正把国有资产的价值显性化。
 
很多人或许会担心:一旦定价市场化,那么很多自然垄断的行业岂不是价格高高在上,老百姓更加难以承受了吗?就拿中国铁路来讲,一旦提价(正如我反复建议的,至少应该在春运等高峰期间提价),老百姓的负担不是更加重了吗?只要我们把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股权划入社保基金,那么我们即便高价养肥了中国中铁,其好处依旧是全体中国人的,而通过社保基金还能更加公平地让全体中国人享受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低票价的绝大部分好处被“黄牛”拿走了。
 
其次,我们改善了国有资产的收益率之后,还需要有一个合适的“退出机制”,从而让国有资产能够真正的服务于养老基金。这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证券市场。目前还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没有上市,即便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比如两桶油,国有大银行等),他们的国有股流通性很差,估值很低,真的需要变现去弥补养老基金,恐怕一下子也实现不了。这就需要证券市场有一个慢牛行情,通过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持续上升,不断吸引社会储蓄进入股市,增加承接能力,搞活流动性。
 
而这,又需要国资管理部门摒弃旧的管理思路,有进有退,让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的大型国有银行和自然资源行业(石油煤炭)等逐步增加分红率,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每股3元的未分配利润,如果能够在未来的五年内每年分配6角钱,其股息率也将达到10%以上,这样就会把目前庞大的社会储蓄(它们都是风险偏好很低的资金)从理财和银行存款中吸引过来。而通过逐步增加股息派发比例,可以有效控制股市的上涨幅度,避免过去“牛短熊长”的尴尬境地。
 
总而言之,中国虽然面临“未富先老”的养老困境,但是我们也有全球独有的制度优势。只不过,这样的制度优势目前还是隐形状态,想要把它的效果发挥出来,需要有一定的实现条件。只要我们坚持改革,一定能够解决这个并非无解的难题。
 
本文发表于香港百年老报《大公报》
推荐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