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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学生“增负”不是要难为学生

作者按:今天聊聊给中国大学生“增负”的问题。自从上学期末我们的教育部长说了这个话之后,什么增加考试难度啦,减少水课啦,各种措施有的已经出台,有的在出台的路上。
 
我有个朋友说:别难为学生。我觉得说到点子上了。我们增加大学的课程难度,目的不应该是难为孩子,而是应该让他们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最近的教育部改了口径,从给学生“减负”改成了给学生“增负”。当然,这么说人家是不公平的,因为对象不同,需要“减负”的中小学生,需要“增负”的是大学生。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最糟糕的部门之一。因为它有着全世界最好的生源:勤奋,听话,聪明,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四十年来,却没有什么好东西生产出来。中国的中学生刻苦用功努力是为了考进名牌大学,然后用进了大学就可以轻松打怪兽作为激励措施。这就好比让足球队员努力盘带,从中场杀到对方球门边,然后忽然停下来扭起了秧歌。这样的大学教育怎么可能得高分呢?
 
如今好歹教育部的领导知道了这问题所在,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或许是因为他们出国的次数实在太多,就算是道听途说,也发现:美国的快乐基础教育是和顶尖大学的刻苦用功相结合的。要不然,人家的诺贝尔奖都是怎么得来的?难道说依靠潜规则?
 
但是我的朋友却对此担心起来:教育部会不会把增加课程难度变成了难为学生?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人往往辨别不清楚“困难”和“难为”的区别。比如我们的驾照考试,难的要死,我记得我考试那会儿有一个项目就是过单边桥。我一个学员,手把方向盘没几天,就要和美国西部大片里面的耍杂技一样,瞄准一个单边桥开过去。这让很多学员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结果呢?即便通过如此难的驾照考试的司机,也常常会穿着拖鞋,高跟鞋,上车把油门当刹车,遇到拐弯不停车让行,机动车开到了非机动车道还打人。这些司机本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在我们的驾驶教育和考试中,其“难度”没有体现出来。我们的考试“难度”就成了难为人的“难”。
 
其实,中国的高考也基本是同一个意思。一个勾股玄定理可以设计出几百道数学应用题,从各个方面考倒你。这样刷题刷出来的高考状元,能够对数学产生持久的兴趣,并在生活中时时刻刻利用学到的数学知识吗?
 
话回到大学,在试图给大学生“增负”之前,教育部已经给大学老师“增负”好多年了。教育部派出督查组视察,考核我们的本科教学,你猜他们关注的是什么?他们查阅我们历年批改的学生试卷,发现我们没有用红笔,不合格;没有用“+”分,而是用“-”分,不合格;如此类似的规定涉及到教学的PPT如何制作,上课布置的作业应该有几次,考试之后应该提交的各类表格应该怎么填。这样的过程控制,你当我经济学的教授不知道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吗?这是盛行于上世纪三四十年的所谓“泰勒管理法则”嘛!一个撬煤的动作都可以分解为七步,每一步都标准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但是这样的管理思路,早就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但凡能够被泰勒分解的,最终都被机器替代了。人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可以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对环境做出判断和反应,从而更加有效率地做出选择。再说,即便在上个世纪泰格管理盛行于世的时候,它也仅仅适用于大工厂的流水线,并没有试图在大学和科研单位推广。今天,具备如此思维的教育部,“增负”了大学老师之后,试图“增负”大学生,我的朋友的担心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有北大的院长去美国逛了一圈回来说: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为啥不偷懒呢?因为芝加哥的学费很贵嘛!花了全家那么多的钱,不好意思不努力;我看德国大学倒是不花钱,但是德国的大学生仍然很努力,因为宽进严出,淘汰机制很厉害。所以说,每个国家都可以有合乎本民族特色的制度,不必强求一致。但是制度背后的原则确是普世的:不是为了淘汰而淘汰,难为人不是目的,实实在在地教授那些未来的学习研究必备的知识和研究能力,才是真正的目的。我在波恩大学经济学系的时候,一个学期最多选五门课,这五门课完完全全都是经济学研究必备的。我曾经拿着浙江大学的本科课程表去波恩大学经济学系办要求减免相同的课程,系办老师看着我的四年学习内容,嘴角忍不住流出了笑。因为我知道,那里面有太多的“水课”。这样的培养计划和那稀释了的狂犬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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