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母校200周年之前

我有两个母校大学，一个前段时间办120年校庆，花钱让全世界为她亮灯和跳广场舞。我没钱去捐款，也没有本事跳广场舞，所以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很识趣没有去添乱。

另外一个母校就是波恩大学。也是前段时间，校长Prof.Dr.Hoch带队访华来到上海，由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设宴接风，邀请了一些在上海的波恩大学校友出席作陪，我也是其中之一。席间校长介绍说：明年就是波恩大学建校200周年，整个城市将会推出很多的活动来纪念这一盛事，希望大家都回去看看。

德国是现代大学的发源地。我记得历史最悠久的应该是海德堡大学，有超过六百年的历史。所以波恩大学的200年校庆在中国或许会引来一片惊叹，但是在德国，这算是一个“年轻”的大学。但是校长说：我们波恩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一样，都是在1810-1820期间建立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学。从这个角度讲，说母校是当前最古老的现代化大学，亦不为过。

为什么要把欧洲大学的历史在1810-1820划断，作为一个分水岭呢？

因为在这之前的欧洲教育，有两个体系。一方面，教会垄断着教育权，他们的神学院，其主要目的是传播一种思想（基督教教义），当然也意味着扼杀别的思想；这有点儿类似于中国皇帝的翰林院，虽然也是学术机构，但是他们的主要职能是网络天下英才，服务于社会管理。另外一方面，市民阶层需要一些实用的技术，比如医学商学数学等等，于是民间自发办起一些不受教会控制的大学。比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建立于1087年，至今差不多已经有一千年的历史了；还有诸如布拉格、维也纳、和海德堡大学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到了十九世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德国，慢慢形成。当时，在欧洲范围内，德国这个地理区域是相当落后的，和意大利、法国这些先进国家根本没法比。这有点儿像我们中国版图内的东北。直到清朝末年，东北地区仍然是地广人稀，所以俄国人打过来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甚至于搞不清楚状况。德国那时候比我们清朝时候的东北更加落后，因为在现在德国版图内仍然存在着很多独立的小国家，彼此征战，好比春秋战国。其中最大的一个叫普鲁士王国。1806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被迫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割地赔款，稍微像样一点的哈勒大学也被法国占领。

穷则思变，败了才会想到卧薪尝胆，奋起直追。为了获得生存空间，和法国英国这些先进国家竞争，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决心重整旗鼓。他对逃出来的教授们说：“这个国家必须通过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国防大臣沙恩霍斯特也说：“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就必须首先有在教育与科学上的世界领先地位。”这时教育家洪堡出任内政部教育文化司司长。他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

1810年柏林大学诞生，1818年波恩大学建校。这些新式学校和原来的大学完全不同。

首先，普鲁士国家取代教会成为大学的财政提供者。通俗地讲，这是国立大学，而不是教会大学，也不是私立大学。这个原则被德国人一直坚持到了21世纪。两百年来，德国大学增长迅速，现在全德国有超过一百所大学，和英国美国不同，德国的大学全部都是国立的。而且保证对全世界的学生敞开大门免费服务（这个情况正在缓慢地改变），所以我去念书的时候，十分惊讶:怎么中国都已经开始灌输教育收费理念了，德国大学居然还是免费的，而且对外国人都免费！国家拨款，保证了大学的运转，也是学术自由的生存前提。教授不必为了五斗米发愁，也不必屈从于市场需求或者教会思想。国家拨款，也保证了落后国家的大学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源去弯道超车。

其次，国家不干预大学管理和学术研究。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一旦政府握紧钱袋子，大学教授就会从仰市场或者教会的鼻息转变为仰政府的鼻息，一样不能促进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作为现代大学的创始人，洪堡先生清楚地知道学术自由的重要性。所以他和德国皇帝议定：新版大学必须是教授自治的大学。大学自我决定教学科研等内部事务。大学校长由教授们轮流坐庄，教授有任意的开课权，工资由国家支付，享受社会中上层的生活待遇。同时实行严格的退休制度，不管是谁，到了65岁，都得让位。企业家资助教授的研究课题，经教授与校长联名签字，就可到税务局申请减税。

由此看出，现代大学的基本要义是两个：第一，政府给钱，第二，政府不管事。这个和一般企业管理相悖的重要原则才是奠定现代大学的基础。如果政府不给钱，大学生存不下去；如果政府给了钱还要管事，那么它就成为罗马教廷的翻版，仍然不可能激发科学的进步。只有给钱而不管事，才是激发科学创造的唯一一条道路。

这是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制度设计。从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管理看，给钱而不管事，那么必然会面对一个效率缺失的状态。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记忆中的大锅饭不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吗？说句实在说，这的确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制度，也可以想象：能够在当时设计出这样的制度是需要怎么样的智慧和勇气。

我们社会需要有人去面对未知发问，探索未知是不可控的，所以科学家不是工程师。我们平时熟悉的管理模式和制度，都是针对已知世界的，难以简单地照搬到大学管理中。也许有人会说：企业家同样面对不确定性和未知的市场风险，我们不是设计了市场竞争机制来奖优罚劣吗？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是成功的代表，市场奖励他们世界首位的财富。但是你仔细想想，企业家所面对的市场风险相较于科学家面对的整个未知世界，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比尔盖茨的windows设计也不过是电脑技术的一种运用而已，即便如此，市场已经给予了如此大规模的奖励，让他做了世界首富。如果牛顿爱因斯坦都需要产权保护来获得经济回报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整个世界奉献给他们呢？所以，用市场化的方法对纯粹公共物品的科学创造进行经济奖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一旦给科学创造以垄断权力，就像是微软英特尔一样收取专利费，也不利于我们整个人类迅速地传播和利用科学原理。

由此，现代的大学制度其实是转换了一个激励机制：不是用物质化的东西去奖励科学家，而是用崇高的社会地位去奖励他们。让他们成为自由人，享受中上等的物质生活，衣食无忧（但绝不是奢侈豪华！），同时要求他们开放所得到研究成果给整个社会共享。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这样的教授科学家呢？只能由已经是教授科学家的同行来评定。这就是最最重要的“大学自治”原则。

柏林大学的出现，成为现代化大学诞生的标志。此后，这种模式被德意志三十多个邦国竞相效仿，发展趋势如雨后春笋。它们都是综合性大学，与工科或实用学科的专门学院有严格区别。大学成了对世界进行新解释的中心，人文科学摆脱了神学的束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新体系也确立了真正的独立地位。教授们不再像神学院时代那样，只能在一种思想体系中思考。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增长人类的新知识，成了最高的存在形式。只有作为优秀的研究者，才能成为大学教师；照本宣科，拾人牙慧，只能下课。大学成为研究者的共同体。

科学与教育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普鲁士王国的现代化进程。1870年普法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法国大败。排除了法国干扰，德意志各邦完成统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其雕像，如今矗立在波恩南部五十公里的“德国之角”。在普法战争前，德国已经居于世界科学领先地位。这里出现的科学家可谓群星灿烂，如数学家高斯、物理学家赫茨、洛伦兹、普朗克、爱因斯坦、化学家李比锡、奥斯瓦尔德、哈维尔,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而美国虽然在20世纪初时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科学、教育方面，只是德国的学生。在这方面，中国也是德国的学生。蔡元培就曾几度留学德国。他主政北京大学，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授治校，主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都受益于德国，甚至他女儿取名威廉，都可见他从德国受到的影响。

原文发表在《金融时报FT中文网》2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