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的原校长纪宝成被记过，撤消了副部级待遇。算是教育界的第一个大老虎。但是他这个老虎并不正宗，因为从对他的处分来看，完全没有达到犯罪的地步，就是在违纪的范围内，也不是最大的处分。所以，“老虎”的引号是一定要加的。

网上有人写了一些有关他的文章，自然是负面的比较多一点。我不在人大，也不知虚实。但是不少人大的朋友很同情记，认为他还是做了不少的好事。比如提高了人大的学术水平，比如改善了教师的住房条件。甚至于有一个经济学教授问：在一个会做事的贪官和一个不做事的清官之间，我们（老百姓）会选谁？

这个问题其实每次真正的大老虎倒下之后，都有人问。比如前几年薄下台的时候，不少重庆老百姓就不开心，认为薄给他们带去了很多的实惠。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就像我不知道应该选服毒自尽还是上吊自杀一样。因为它的前提条件太强了，给我的选择范围太小了，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一个除此之外的选择吗？

有人会说，在既有的制度下，一个官员如果不能对环境做一定的妥协，是做不成事情的。也许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任何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他都应该知道：对这件事情的后果的评价除了眼前的利益，还有长远的利益。如果你今天觉得破坏了某一种原则能够做成一件事情，得到一定的短期好处，但是需要付出的长期代价，这种长期代价是由别人也是由后代在承担，那么过一段时间，对你的评价出现了反复，就不是不公平的。

比如我很着急去上班，在街口遇到了红灯，我是停在那里等绿灯呢？还是闯红灯？闯红灯的好处是上班不迟到，不会扣奖金；坏处是我破坏交通规则的行为在诱导别人也这么做，比如中央电视台说的“中国式过马路”，就是由某一个人带头的。从我这个特定时间来讲，不破坏规则我做不成事（今天准时上班），我做出了事，总有人感激我，老板同事表扬我的准时上班行为，妻儿老小因为我的工资没有减少而得到了实惠。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个路口人人都在乱穿马路，终于有一天有个孩子乱闯红灯被车子压死了。这个时候，他们回顾以往，是不是应该对当时破坏规则的那个我重新评价，去谴责我的行为？这样的谴责，对我来讲是不是很“冤枉”，是不是很不公平呢？

我们每一件行为都有这么一个权衡，短期的好处和长期的坏处。并不是只有两个极端情况可以选择。我们的选择是连续的，多样的。评价一个官员好不好，当然要看他是不是给了老百姓实惠。但是更加要看他的实惠是不是一次性的，还是能够持久的？什么才是能够持久的实惠呢？就是制度化的实惠。

我们华东理工对教师的考核非常看重课题，几乎就是一票否决。我没有课题，连硕士的指导资格都没有了。于是我就放弃了，领导来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我们可以例外的啊！我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例外，因为例外就是破坏了规则。对我来讲，得到一个硕士生指导资格的好处并不大，而我特别不喜欢领导拿例外来激励下属，如果有那么多例外，你们就行行好，改了这个规则不就行了？

所以我觉得，评价一个官员好不好，有多好？并不仅仅是看他给了老百姓多少实惠，而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制度性的变革！比如现在我们都非常怀念刚刚去世的改革家万里老先生，为什么呢？有人想起了当年的一句口头禅“要吃米，找万里”。但是他并没有发救济粮，而是坚定支持并推广了包产到户这个制度。靠救济粮赈灾，吃完了一年就没了下一年，包产到户推广开来，万里去了，我们还有米吃！